三 黎天才同北方的两个秘密组织

1927年10月，黎天才被捕，不久便叛向了奉系当局。但后来他重新认识到自己仍可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进而在民族危难中有所作为。究其原委，被人注意的往往是中共“北方特科”对他的影响。原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先生，晚年曾说黎天才早已叛变了共产党，又被他们通过潘文郁“拉”出来，仍然愿意为党工作。张魁堂先生等研究者也都认同这种说法。

细究黎天才与中共北方特科的关系，必然牵涉到另一位前共产党人潘文郁（问友，闻友）。潘先生曾参加过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李立三关系密切”，向忠发倚为“文胆”，王明上台后被派往北方，于“九一八”之前在北平被捕，投向了东北军，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黎天才在潘“落难”之时安排其生活，鼓励他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部分章节。张学良从欧洲回来，黎天才又介绍潘文郁到了张学良的身边，成为张的政治书籍的伴读老师。此时的潘文郁虽已成叛徒，但中共特科仍在利用他。负责抓住潘这条线的是北方特科的吴成方和周遗。据吴先生回忆，他与特科设计，通过潘文郁“拉出”黎天才，让黎再为党服务，用吴的话讲，“我们在政治上影响张学良还是由黎天才出面”。1935年初，南京方面发现了潘与共产党的联系，逼令张学良处死了他。黎天才也遭到南京方面的猜忌，幸赖张学良挺身保护，最后黎承担了用人不当的过失，才得以过关。

黎天才与潘文郁“共事”之时，已与“北方非委”有了联系，他十分清楚“非委”与新的中共中央势不两立，也知晓潘是新中央的人，自然不可能把自己与“非委”的丝丝缕缕亮给潘文郁；而潘文郁因秘密工作的限定和自身的特殊经历，也不可能将自己背后的北方特科的底子交给黎天才。可以说，黎天才与北方特科之间，是一种间接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加之吴成方、周遗先后调离，潘文郁被杀，这一短期关系也就完全断了。至于1935年春天以后，黎天才和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的活动，更和北方特科毫无干系，倒是应该追究他们和另一秘密组织“北方非委”的关系。

黎天才年轻时加入共产党，一直在北方区组织范围内工作。北方的中共组织，从建党之始就由李大钊先生领导，组织系统内部比较团结稳定。但1927年以来连连受挫，李大钊牺牲，陈独秀去职，新的中央不断派人北上推行“左”的路线，为害日深。北方党组织刚刚以王仲一、韩麟符、黎天才等形成又一茬骨干，人称新的“三块石头”，便连续遭受打击排挤（“三块石头”原是史文彬的比喻，指中共早期北方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如支起大锅的三块石头）诚如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与黎天才交谈时所坦言的：“党以往对北方工作的领导，曾发生错误。”

1931年的1月，中共党史上的“非常委员会”事件在上海发生，罗章龙是“非委”的主要领导人。“北方非委”也随即成立，并成为“非委”最大的下属组织，当时绝大多数基层党支部都倾向于“非委”，黎天才当年的党内同志也大都参加了“北方非委”。罗章龙关于“非委”事件的回忆中，详谈了这方面情况，其中能见到“李渤海”的名字。转来转去，难出老关系，黎天才又悄然成了“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有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正式报告，其中讲到顺直省委（北方党组织改组后的主要机关）时，说机会主义根基较深，反对派的领袖们集中在天津。“非委”在南方、北方先后遇到重大打击，势头锐减：1月中旬有上海的“东方饭店事件”，大批骨干在龙华牺牲，其中包括黎天才的入党介绍人何孟雄；2月间，“北方非委”遭到严重破坏，领导人连续被捕，黎天才的老关系韩麟符、王仲一、吴雨铭、李希逸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入狱。张学良将这些涉及共产党的要案悉交黎天才设专门机构审办。自1931年以来，北方地区特别是平津地区被捕的数百名共产党人，绝大多数以各种形式获释，其中黎天才的作用不可忽略。1933年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行前令黎天才经办，释放了北平狱中的一批政治犯，其中的韩麟符、李希逸等人都是“非委”骨干。表明黎天才身居奉系，心在“非委”。几年间，“非委”组织虽迭遭破坏，部分幸存骨干展转进入东北军，随之建立起秘密支部，全得力于黎天才。

西安事变前夕，“非委”领导人罗章龙已进入开封河南大学教书，但同原北方区党组织渊源不断，依然和当年的同志们保持着秘密联系；北方唯余的“非委”组织——东北军“非委”支部中的一批前共产党人，以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接受罗章龙的领导，继续从事政治斗争。据黎说，他们“处处照顾到我党当时的政策”，辅导张学良研读马列，为他讲解国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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