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

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路上谈到了一段公案，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段公案无论是在红四方面军军史，还是在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传记或回忆录中，都跳过这一段，直接写到抗日战争，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这段公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对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为您揭开这团历史迷雾。

西路军的惨败，点燃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共同北上。

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的张国焘，根本不把1万余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他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9月8日，他又致电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道电令要求左路军放弃南下，张国焘竟置之不理，还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又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公然成立所谓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同时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对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3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西路军遭到重大失败。尽管西路军渡河作战是中革军委作出的决定，但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使得把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再次提上了日程。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为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肃清其在全党全军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56人。3月31日，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还特别强调：过去第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决定号召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全党一道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根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进行为期3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此次活动以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历史实际，着重清算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及危害，特别是他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应该说，清算“国焘路线”是一次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教育。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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