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次清算也有缺点。随着批判的温度不断升高，有些人开始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扯在一起，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从而导致了轰动一时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

刘伯承说四方面军的同志“需要洗一洗”；

陈云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学文化；

抗大搞出了“三条”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始终是个重点。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刘伯承率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和西路军归来的将士，他们驻扎在甘肃镇原一带，也是红四方面军剩下的主要力量；第二部分由陈云、李先念率领，主要是西路军左路军的生还者组成，400余人，驻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带；第三部分在延安，主要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等部的各级干部。由于各部所面临的形势、领导人对政策的理解等方面的不同，红四方面军的这三部分人员在清算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甘肃镇原方向。在援西军（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4军、31军、32军、28军和骑兵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中，面对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红四方面军有些官兵开始时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刘伯承、任弼时等人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刘伯承在援西军的做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认同。据秦基伟(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他回到援西军驻地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近一个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大家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刘伯承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刘伯承的本意是说明张国焘的流毒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要肃清流毒。但是，秦基伟等人都是在下面做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有些人于是胡思乱想，不知会怎么挨整。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一个营干。这一时期，秦基伟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斗争，也有些思想顾虑。他说：“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跑的，既然干，就要干到底。没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不害怕，就是斗争我没啥，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此后不久，李达和宋任穷找他谈话，详细地了解了他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宋任穷还做了记录。李达认为他军事素质较好，要调他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有许多新问题都不懂，于是向李达提出了学习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他就住进援西军教导团（即后来的八路军129师教导团）学习。

进入新疆后，见到了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5月4日，陈云率领全体人员乘车出发，5月7日到达省城迪化。在这里，主要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伙食很好，天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撤销原定左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左支队遂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420人。“新兵营”实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学习内容包括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军事技术三门，目的是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党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骨干。陈云鉴于绝大多数指战员文化程度很低，决定首先以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和其他地方抱怨内容不同的是，这边抱怨的是文化学习没用、太难。有些指战员常年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很不习惯屁股坐在板凳上，手握笔杆子，听讲、记笔记、做作业。有的说：“没有文化，照样能打仗！”有的说：“学它干啥，白费脑子！”还有的说：“我们天生是玩锄把子、枪杆子的料，一见笔杆子就头疼！”据周纯麟(时任红30军88师营教导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对一道算术题做了几次都做不出来，脑子憋得疼，就想跑到老首长那里去叫苦。可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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