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些，许世友可不买账。他想：自己策划了出走，现在又被发现给抓起来了，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迟早要被处决。于是，为了求早点得到解脱，许世友便在开始的那段时期，指名道姓地大骂了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他认为这样骂了，就能求得速死。可是，骂了一段时间，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既没有被处决，也没有人来找他麻烦，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如既往地过着囚禁生活……

对于如何处理红四方面军这些高级将领，这也是让毛泽东十分头疼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的心情也颇不宁静。在延安窑洞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嘴唇都吸麻木了，手指也被烟雾熏黄了一片。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为了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中央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任庭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任检察长。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他通过和许世友、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结果证明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大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唯恐天下不乱……董必武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都报告给了毛泽东，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董必武对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曾经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也关注着案情的发展。当时，抗大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许世友、洪学智等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组织逃跑。朱德听说这事以后，就和张国焘一道，把洪学智叫去，问他有没有给前方部队写信。洪学智解释说：“我从来没给部队写过信，也没给任何人写过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洪学智回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从保安到延安的第3天，他们的警卫人员就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调走了，离抗大所在地三四十里路，他们走后从来没有回来过。那么远，也不通电话，谁来组织？马夫也都集中到运输队走了，在延安城外驮运粮食，根本不可能有谁来组织他们逃跑。朱德也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除了董必武以外，向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错案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徐向前。徐向前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被刘伯承的援西军接到以后，因为生病的原因，直到1937年5月才抵达延安。毛泽东见到徐向前回来了，就让他去做做老部下的思想工作，于是徐向前就去了一趟。眼见着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关在窑洞里，特别是许世友、洪学智纷纷倒起了苦水，徐向前心里很不是滋味。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徐向前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这时，抗大警卫连正在清算“国焘路线”，有几名战士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觉悟不高的极端表现，遂对那些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此事传到毛泽东的耳中，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在红一方面军大肆批判红四方面军的时候，也有人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去延安参加批判张国焘大会的路上，他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共和镇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后者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正当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感到特别委屈的时候，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一个小个子从会场上站出来了，那人30岁左右，精明强干，表情温和，一双眼睛很亮，看人时光棱棱的，仿佛能透视对方的五脏六腑。小个子等会场安静下来，便开始说话，他先是总结了会议情况，表扬了好的方面，然后话题一转，单刀直入：“一方面军有些同志发言不好，不要那么提嘛！不要把反张国焘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拉到一起嘛！这样批不合适，不对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积极批判张国焘的，是值得依赖的同志……”没有掌声，然而却有人哽咽，抽泣，眼圈发红。小个子硬邦邦的四川话深入人心啊！胡奇才把眼睛转向陈再道。仿佛在问：“这是谁？”“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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