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当时那么惊天动地的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就在这个村子里拍的，而且因为这张照片，整个村子成为典型，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的领导、专家来此取经参观，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怎么可能现在整个村子里，竟然没有人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是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里的人对照片所拍摄的地点也出现了争议。

龚安伯的老婆一口咬定，照片拍摄于“陆”棵树——她把我们带到51年前的“事发现场”，指着前面一处一棵树都没有的光秃秃的开阔地说就是这里。当年村口有六棵树，其中一棵就是照片中的这棵。边上其他村民也纷纷跟着说“是”。

人越围越多，每个人都伸头看照片，都说“馓碗卤”，但都不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如果是村子里的孩子，怎么会看不出来？照片中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就算女孩子远嫁了，但男孩子总归还是留在村子里的吧？

后来，一个60岁左右的老汉说，照片中的男孩子好像是他哥哥龚正堂。我们立刻欢喜地跟着他去——穿过村子，村子里的池塘很脏，有一妇女拎着一桶衣服，正在池塘边上找下脚的地方，她大概只能用这么脏的水吧？否则，但凡有选择，谁会在这池塘里用一池臭水洗衣服？

龚正堂对“馓碗卤”印象很深。那时候他是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卫星上天第一天，大小车子50多辆，震撼了全世界。来了好多人，我是提水送饭，让我抱一个大南瓜，还抱不动。周总理戴着白帽子，像广东人（装束）。苏联专家跟我说话，我不懂，边上的人告诉我他是说‘你好，叫你握手’。苏联专家的手很大，长满了毛，我一只手上去握，只握住两根手指头，两只手只攥了四根手指头。心里怕得要死。”龚正堂说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村子里拍纪录片的事，他还记得当时把小孩搞到田里，但是，当问到他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时，他说：“我没得拍这个照片的印象。”

那时候，整天村子都很热闹，他还是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的，可能被拍了，也可能被拍的不是他——他反复看那张照片，最终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周围有人说很像他小时候，我们问他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他说没有。

根据他的回忆，“天下第一田”是一个叫王乾成的社主任搞的，搞好以后，树立了典型，很多苏联专家都来参观，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不懂数学，不会算术，一亩地产不了三万六，一定是算错了。但是村子里的人没有人去怀疑这个事情，大家只是很高兴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领导来村子里，周总理都来过，还拍电影。关于当年的“天下第一田”，龚正堂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饥饿”。“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王乾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龚正堂尽管无法确认自己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但他可以确认一点，就是照片并不是拍摄于所谓的“六棵树”。他说“天下第一田”在村子后面的塆子里。他撂下碗筷，带我们穿过村子，去找他印象里的“天下第一田”。经过一户人家，门牌号“龚家铺村龚家埠塆9号”，他说这里当年是祠堂，他就是在这里见到的周恩来总理。不过，现在祠堂没有了，拆掉了。

终于到了当年的“天下第一田”——地全荒了，几头牛在地里散步，龚老汉说：村子里只剩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的儿子在广东，女儿出嫁了。所以地就没有人种了。

1958年10月4日，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木刻画“迎接大丰收”。作者：黄永玉

这块曾经热闹一时的稻田，如今已很少有人问津。

望着眼前这块长满了杂草的稻田，很难想象它就是1958年8月间名声大噪的亩产36956斤的“天下第一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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