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振钰的回忆里，那时候人们对于气功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一些官员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她曾经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对一些“特异人”做实验，通过科协来联系，但是“省里的关系根本打不通，一些领导支持这些特异人，根本不把他们交给我们做实验。”

“在北京、广州、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气功迷们都占据了公园等公共场地，一个‘气功大师’光临，就像来了明星一样，有时候连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席。像严新，张香玉这样的‘大师’作气功报告，每场都有上万人听。”申振钰说。

“香功”、“大雁功”、“自发五禽戏”、“内劲一指弹”、“空劲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功，门类多得数不清。

各种大师，也都从峨眉山、少林寺、青城山上“下来了”。

在申振钰的印象里，“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不出名的1000个也不止。”

那个年代里曾经为气功痴狂的人们，大部分生于六七十年代。插队返城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王眉，就是诸多气功爱好者中的一个。1987年前后，正是她最热衷于练气功的一段时间。

“像张宝胜那样的大师，要听他的课必须提前报名，报名费也不便宜。”那时候，王眉经常和同事一起奔赴各个不同的“气功报告”现场。

她记得很清楚，几乎每次在开始的时候，“大师”都会挑几个人上来给他们发功。“台上的人突然就又哭又笑的，有点像跳大神。”当时的王眉也经常在发功现场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哭喊，“大家都说信则灵。”

她后来回忆，当时就是受一种氛围的感染。“周围的人都信，至少可以强身健体吧，万一开发出自己什么特异功能来呢？”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气功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此令人着迷？

“70年代末特异功能兴起的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领域比较混乱，对新事物的鉴别能力不强，而且‘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申振钰说。

她觉得这个历史背景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气功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官员，曾经把气功抬高到了异乎寻常的地位。”

为什么迷恋

当时的很多情况，申振钰在心里憋了多年。

对于气功，在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气功是最高的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科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曾经说，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他们把气功称为东方的科技革命。”

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观点，叫“气功治国”。申振钰说，严新给大兴安岭救火就是一个例子。严新还曾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这些说法让一批专家兴奋异常。

不过，像王眉这样的老百姓，在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宏大“构想”，他们更多的是把气功当成精神寄托。

“‘文革’颠覆了很多人的信念和理想，很多概念都界定不清楚，所以一些人就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振兴国家。”王眉觉得这是气功在民间流行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气功达到鼎盛的1987年前后，像申振钰和何祚庥这样的反对者，是很难公开发表文章来质疑气功的。

一直到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气功才在讨伐下渐渐“偃旗息鼓”。

而昔日那些风云人物，今天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网上的一篇帖子说：严新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行踪不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香玉，1992年被捕，判刑7年，后行踪不明；张洪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曾因殴打弟子被起诉，2006年7月车祸身亡⋯⋯

而那些曾为气功痴迷的人们，大多已人到中年，那些为气功狂热的日子，早已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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