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国民政府任命郑毓秀开始在英法租界法庭之外担任律师，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女律师。

上世纪三十年代，律师的人数上升很快，但女律师却是凤毛麟角，以1930年为例，女性律师只占总数的4%。

虽然当时律师多，顾客少，但女性律师却在时人“物以稀为贵”的心态影响下，常能比同期出道的男律师更迅速地积累知名度。有些女律师更会运用自身的性别，利用大众对这个女性职业的兴趣，通过报刊杂志来勾起大众的窥视欲望，争取媒体曝光度。

老外律师在法庭上必须说中国话

民国时期，除女律师外，引人注目的还有外籍律师。徐家力教授告诉记者，民国初期曾明文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执行律师职务。但到了1922年，外国人也可以领取律师证书了。但政府规定，外籍律师在法庭上必须使用中国语言，不得携带翻译；向法庭提交的文件，须用中国文字。

很快，外籍律师越来越多，他们运用法律知识，开展业务。比如，1926年7月间的《申报》上有这样几则法律广告：佑尼干公馆广告：“本律师现受张女士聘任为法律顾问，嗣后如有人破坏该女士名誉及非法行为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任。”爱理思律师广告：“兹据敝当事人吉昌庄声称，跑街伙冯清甫，宁波慈溪人，现年廿九岁，以诈欺手段假冒户名，及伪造图章，盗取巨款二万六千余两，于夏历五月十一日潜逃。委托承办前来，除报告该馆捕房，并赴廨请求通缉外，为此登报通告。如有知其下落，人赃并获者，酬洋二千元。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酬洋一千元。储赏以待，绝不食言。”

记者调查发现，民国南京鲜有外籍律师，倒是上海、天津一带外籍律师较多。比如，1936年的时候，天津就有俄国律师8人，德国律师1人。

随着局势的发展，找外籍律师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外籍律师的国籍背景有种强权效果，他们打的官司赢的可能性很大。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的法庭上，两个外国律师用蹩脚的中国话吵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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