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大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

市场放任造成国家能力下降

在这个意义上，彭慕兰甚至把明亡的教训，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将一切放任给“市场”的典型案例，并将其作为观察随后数百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视点。他指出：

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它们对政府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经济乃至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的成功。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极少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是好事，农民在何种程度上关心国家防务的强大，其实也是有争议的。但对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的农民来说，这不可能是一件重中之重；实际上，中国农民对于征募活动一向抵触。

而与之相比，防治“自然灾害”可能更接近大多数农民希望政府去做的事。并且，那些在中国以经济为核心的新的治国方略中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区域，农民成群结队地抛弃了政府，而最终使得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20世纪兴起的，同样是这样的力量。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正像本书前面所论述的，这种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上述五种弊端，在明清约400年里竟均无大的改观，最终又造成了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7000名长途奔袭的海盗一举击溃，可见--那时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主干，是丧失土地的流民和小农，他们当然有平等主义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与李岩等心学的信徒们所信仰的良知自由学说，也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农民起义所追求的“平等”，却又终究流于流寇式的消费共同主义，即所谓“大碗吃酒肉，大块分金银”而已，他们没有从基层组织入手来建国的意志，更没有使中国摆脱500年来国家能力衰弱的思想见识，所以入京之后，就忙于敲诈勒索金银去了。而最为悲剧性的却是：明朝既亡，但中国于经济上却未摆脱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于政治方面也没有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起码对清朝来说，则是“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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