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具体到监管业务上，秦城监狱仍需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如今，秦城监狱既是一个具有看守所性质的未决监(看管在押未决人犯)，又是一个已决监(看押已经判处刑罚的犯人)；既负责刑事诉讼、预审、检察起诉、定罪量刑等过程中的调查、取证、复核、羁押工作，又要看管带有政治色彩的、知密的、大案要案的已决犯人。这种职能上的复合性，更映衬了秦城监狱的特殊性。

环球人物杂志：秦城监狱在接收犯人的流程、监狱生活的安排、监狱管理的体制等方面，有什么特点？

王顺安：这些方面的特点是随着羁押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建国初期，秦城监狱关押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这时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看守所。后来，这里逐渐演变成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的预审场所，以及对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大案件等已决犯进行羁押的已决监。

由于关押对象特殊，秦城监狱的警戒非常严格。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里曾是半开放性质的。随着周边城区的发展，秦城监狱也竖起了高墙电网，成为封闭性监狱。另外，根据关押对象的需要，比如年迈、多病、生活方式特殊等，秦城监狱的医疗、住宿、伙食标准显然比普通监狱要好，体现了有针对性的人道主义待遇。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秦城监狱是一种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予以羁押的看守所与已决犯的刑罚执行相统一的监管机构一体化的场所，是在监狱内实行分管分押的一种新型态的监狱。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所特殊的监狱，在不同的阶段，秦城监狱发挥着怎样的历史作用？

王顺安：秦城监狱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它的变化不仅是改造罪犯的需要，更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进步和演变。

在改造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的工作中，秦城监狱充分体现了以教育改造人为中心的劳动改造罪犯理念，成功地使绝大多数战犯回归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戴者和积极参与者。秦城监狱还曾组织在押人员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增加他们对新中国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造效果非常成功，战犯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便有了后来杜聿明将女婿杨振宁召唤回国的一段佳话。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成为不符合法制理念的羁押场所。粉碎“四人帮”后，秦城监狱恢复了其拨乱反正、惩罚罪恶的职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被送到这里羁押、预审、执行刑罚，秦城监狱也开始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腐败罪犯的行刑与改造工作。它不仅对已经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进行监管、教育，对现任的国家公职人员，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作为我国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矫正场所和刑事司法系统侦查、检查、审判、行刑等四环节中的监管机构，秦城监狱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城监狱是一部“新中国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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