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把冯基平关进了封闭式隔离间。这种牢房无窗、无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四面墙壁上粘着橡胶皮，头撞上去就会被弹回来，使人无法自杀；房内空气稀薄，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冯基平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接待室里斗智斗勇

1972年12月9日，冯璐等兄弟姐妹5人，终于获准进入秦城监狱，探视父亲。此时距他们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他们带了整整两麻袋的东西，包括给父亲买的衣服、他爱吃的食物和营养品、他爱看的《资本论》和《史记》……专案组的人警告他们：“不许向冯基平通报外面的消息，也不许打听冯基平在监狱里的事。”

进入秦城监狱后，兄妹5人被带进了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过了一会儿，一位头发花白、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的老人，被看守押了进来——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威武的父亲！巨大的悲痛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他们一直强忍着，默念着早已商量好的约定：第一，谁也不许在父亲面前哭；第二，每人负责给父亲传递一条重要消息。

冯璐分到的任务是告诉父亲“林彪摔死了”。当时，社会上早已知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消息。但在秦城监狱里，报纸上的相关消息都被剪掉了。冯璐第一次轻声说“林彪摔死了”时，冯基平没有任何反应。她以为父亲没听见，又找了个机会说：“爸爸，林彪摔死了。”冯基平仍然没有反应。冯璐这才猛然醒悟过来——父亲这是故意无动于衷！这里到处都是专案组人员和看守，父亲得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探监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离开时，冯璐朝看守们愤怒地瞪了一眼。专案组据此认定她“态度不好”，从此再也不许她和二哥冯建东两人来探监。直到1975年底，冯基平才获释，结束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曾在此受审、关押

“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办案人员与犯人同吃同住

1980年3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以下简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

喜怒无常的“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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