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汤尧犯起了嘀咕。其他战犯也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我们相信最后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

“吃软不吃硬”的汤尧，被管理人员的这番话打动了。不久，其他战犯发现，他有了积极的改变。

“劳动积极分子”

“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标。但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谈何容易。

最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让高级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但自认为没有劳动能力或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不参加。

对于这一办法，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有抵触情绪的战犯嘀咕道：“没有几年活头了，再劳动也还是一个战犯！”但也有态度积极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当时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

沈醉虽然积极，但毕竟干什么都“手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就连忙写检讨，说自己“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等，请求处分。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了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高墙里的“探长”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察”。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文强无权搜查，只得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

主持修建秦城监狱者蒙冤入狱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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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秦城监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关押、迫害“政治犯”的场所。

“文革”之前，秦城监狱有400间牢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文革”开始后，见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牢房。有报道称，其间，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人竟被关了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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