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举行闭幕式。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六十年前，被史学家称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在各阶层人士的参与下编撰完成。《共同纲领》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扬勇作为少数见到《共同纲领》多个版本的专家，对《共同纲领》的修订有深刻体认。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我国政治生活”中“宝贵的传统”，还能感受到它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的标杆作用。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赶到西柏坡或哈尔滨。大批社会精英集体北上，为酝酿中的共同纲领和民主联合政府工作铺平了道路。

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的事宜，“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注：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和钱之光（注：时任香港华润公司董事长）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绝对保密，保证安全”

1948年8月下半月的某个黄昏，钱之光在一艘苏联货船上迎接了准备秘密北上的沈钧儒和谭平山等人。他回忆说，当章伯钧先生攀扶着软梯上船的时候，他一抬头就惊奇地说：“老兄，你也来了！”

出于保密的考虑，各自启程的民主人士事前并不知道同船者的身份。他们都不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远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再由中共派出的人护送上船。为此，有些人需要从自家转到朋友家里再行上船，有人则事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有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由钱之光另行派人去搬。八天后,一直在焦急等待的钱之光终于接到了大连发来的电报，知晓“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

此行的名人中本应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启程时间最终被改在了1948年12月26日晚上。当时眼看国民党分崩离析，跟共产党、香港当局和美国方面都有频繁接触的李济深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积极争取的对象。白崇禧更是写了亲笔信，让一个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请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希望拉住他，图谋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钱之光坦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先生要顺利离开香港，确实是阻力重重的。”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中共对他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动身。何香凝则负责完成最重要的说服工作。1948年冬天，吴茂荪先生约请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等人吃饭。饭后，何香凝对李先生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

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走的那天晚上，还参加了邓文钊的宴请，同时参加的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也到场作陪。席后，他们立刻乘小艇上船。他们带了酒菜，装作泛舟游览的模样，乘着小船游弋于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苏联货船。上船后，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三人被“藏”在了船长室。

与李济深同行的还有茅盾夫妇、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等30多人。为安全起见，启程的民主人士也做了精心的准备: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

早在194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云集在尚未解放的香港、上海、南京等地。

“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杨尚昆回忆说，“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实际上，在1948年7月底到8月初，周恩来就开始部署接送民主人士的事宜。他先后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准备安全护送上海、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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