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最早见于9月5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铅印稿。在这份草案中，“民族自决”、“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的提法都没有了，“民族政策”单列为第六章，共四条。周恩来对民族区域自治一条作了修改：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人口的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1949年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是时，全场掌声雷动。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可谓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在参加完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慨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共和国初期的民主理念和精神令我们感慨和铭记。正如胡乔木在回忆那段历史时所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建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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