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的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周恩来强调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郭沫若、黄炎培、何香凝等77人。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份名单电告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同一天，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并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的电报，提出拟在北平、天津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珩等24人，并要求对24人名单提出意见。

仅香港一地就接送了4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钱之光后来回忆说，“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这一批（注: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1949年3月,第四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在刚刚解放的天津上岸。此次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震寰等人。

理念分歧随战事消散

1948年9月底，沈钧儒等人先行抵达哈尔滨。在那里，他们很快见到了中共在东北的负责人高岗和李富春，也看到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10月8日，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局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他们的任务是将草案转交给沈钧儒等人，“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

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与到达的民主人士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建人等人协商，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并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其中第四条提到，“关于共同纲领，提议由新政协筹备会起草。目前可交换有关纲领的各方意见。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

至少从1948年10月上旬开始，中共已经着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这从周恩来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起草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10月27日，草案第一稿成型。这份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的草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等十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

哈尔滨那边，看过草案的民主人士“表示完全同意，并很满意”。但他们鉴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在香港，要求中共将这一草案“送给在（香）港各有关党派、团体负责人阅看，并征求他们意见”。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又形成了第二稿。与第一稿最大的不同在于，新草稿改变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产生程序。周恩来在修改第二稿时，把第32条“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临时政府”改为“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在第33条中加了一句，“临时人民政府应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总长、各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及若干不管部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处理国家事务。”

早在周恩来11月3日为中央起草的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这个变化已经有了征兆。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而按照原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时的设想，本是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此时，政治理念上的重大分歧开始出现。在是否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的基本问题上，有人主张采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个别人甚至还开出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一些民主人士还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等问题提出了疑问。

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

面对分歧,周恩来始终表现出了足够的风范。在他亲笔起草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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