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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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在会上批判了彭德怀,邓小平给他泼了一瓢凉水

邓华“假批判真保护”,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洪学智会上一言不发,被赶出军队达17年之久

韩先楚说:“娘卖X的,这仗没法打!”

肖克心情很复杂,既出了口怨气又很难过

张爱萍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

李锐记录中的上将(一):杨勇、李志民、王震

李锐记录中的上将(二):肖华、苏振华、黄永胜

庐山会议上,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今年是1959年庐山会议50周年。

1959年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一会议中,解放军57位上将中在地方担任领导的3人参加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上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韦国清上将。由于第一阶段的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尚处于保密阶段,而其他上将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因此对庐山风云一无所知。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不得请假。因此,除乌、叶、韦3人已经参加会议外,身为中央委员的上将李克农(时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宋任穷(时任二机部部长)、肖克(因1958年反教条主义被免职,只保留中央委员身份)、邓华(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王震(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肖华(时任总政副主任)、赵尔陆(时任一机部部长)、谢富治(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吕正操(时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等10人,以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时任防空军司令员)、甘泗淇(时任总政副主任)、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韩先楚(时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李涛(时任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志民(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政委)、苏振华(时任海军政委)、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阎红彦(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洪学智(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钟期光(时任军事学院政委)、周桓(时任任沈阳军区政委)等18人,总共31名上将参加了八届八中全会。

在全会上,上将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原因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有关。一方面,他们和元帅们不同,元帅们和彭德怀有着相同辉煌的经历,且是平级,相互之间说话比较随意,而上将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彭德怀手下长期浴血奋战,和彭德怀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难对彭德怀说三道四;另一方面,上将们多是一线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执掌一方生杀大权的“诸侯”,发言具有代表性,特别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话后,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因此,这次会议,上将们经受了一场政治与灵魂的考验。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历史逐渐拂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上将们在会议上的情况也逐渐披露出来:要么是一些上将在回望他们的革命生涯的时候,或多或少记录下来了一些当时别样的心情;要么是那次会议的见证人,无意中记录下了上将们的表现。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上将们在会议上主要有4种态度:一种是极度的同情,如和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共事过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他们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言行;二是同情却被逼表态的,如韩先楚、杨得志、杨勇、李志民等,他们在回忆录中或多或少地写下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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