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家的车上,张爱萍对来迎接他的爱人说:“出大事了……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原来,1958年炮击金门时,张爱萍从福建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看到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的炉子,乱七八糟的,到建瓯、建阳,又是到处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到北京以后,张爱萍向彭德怀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张爱萍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上了庐山以后,张爱萍拿到那份“万言书”,发现彭老总反映的许多问题和自己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他自责,觉得不该对彭老总讲自己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李锐记录中的上将(一):杨勇、李志民、王震

李锐是庐山会议的当事人,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是研究庐山会议的重要史料。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了为数不多的几位上将的部分言行,其中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

杨勇说:“我8月1日下午才上山。从小参加革命、参加军队,就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对他的思想、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他经常骂人,我在团里工作时,挨过两次骂。他同我们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可是他后来表示,杨勇提意见是善意的。我认为彭德怀有两大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为功劳大。”关于大跃进的看法,杨勇以下意见当时有代表性:大跃进同打仗的道理一样,不能没有伤亡;胜仗越大,伤亡也相对增大。如果对大跃进一大堆批评,对勇敢作战部队扣一大堆帽子,这就会瓦解士气,没有人再勇敢作战了。

李志民是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发言的。他说:“认识彭德怀30年了,在他直接领导下有16年。过去对他总的印象是好的,有感情,也有些迷信。以往总是优点看得多,缺点看得少。即令看到一些缺点,也只是认为主要是领导方式简单生硬,主观傲慢,以及工作上有些保守。1930年过赣江,三军团军师级干部抵触情绪严重,公开发表反对过江的言论,当时有分裂危险。不过最后彭德怀同志讲了话,执行了过江的决定。这一次不参加会议,凭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

王震在发言中说:“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时期,他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认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锐记录中的上将(二):肖华、苏振华、黄永胜

在李锐的记录中,还记录了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以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的零星发言,和前面不同的是,在李锐的回忆录中,这3个人无疑是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在李井泉批评彭德怀的时候,肖华插话说:“他是敢于暴露人家,不暴露自己,两面手法。”当苏振华发言说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时,肖华也有过一段插话,说:“他这也是‘拿来主义’。这次是总暴露,没有意见书,他这次还可能溜掉的……直到现在,我们军队里还有一些人怕鬼,怕将来工作不好做,怕抓小辫子。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还怕鬼,是值得注意的。怕什么?有鬼就捉它嘛。”8月9日,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肖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黄永胜在8月4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内容就是揭发彭德怀在军队系统的错误,包括“军阀主义”、“目中无人”、“个人主义”等。黄永胜说:“从历史上看,我对他能够彻底改正错误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彭德怀同志历次错误都没有下决心改正,直到这次会议,他于8月3日上午在西北小组发言中只承认4个错误,其他各次路线错误一字未提。这次也有可能同以往一样,看形势不对,就隐蔽退却,待机再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另外,洛甫同志的发言恶毒极了。他不仅把彭德怀同志的反党纲领更有系统地加以发挥,特别是把毛泽东同志的很多话加以歪曲,拿来攻击毛泽东同志。洛甫同志应该扪心自问,你对中国革命做了多少好事?我看好事做得不多,坏事倒做得不少。你对党、对人民欠下了很多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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