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心情很复杂,既出了口怨气又很难过

召开庐山会议时,身为中央委员的肖克上将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因为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肖克被批判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撤销了他一切职务,听候安排。身为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上将邀请肖克到黑龙江修水库,肖克觉得反正无事可干,就答应了。当他正准备起程的时候,接到了参加庐山会议的通知。

肖克在这次会上具体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他自己说:“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

肖克为什么会对彭德怀有怨气呢?因为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时,彭德怀是国防部长,肖克是训练总监部部长,俩人在关于军队建设的思路上产生了分歧。肖克由于对彭德怀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否定性评价以及彭在一篇征求意见的文章中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提法的不赞同,就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后来成了他被批判的把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肖克期间,彭德怀对训练总监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无奈之下,肖克只好违心地作了检讨才勉强过关。庐山会议上,看到才批判完自己两个月(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959年5月)后,彭德怀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肖克觉得很解气。后来肖克才知道,他的问题之所以会上升到教条主义的程度,是出于林彪的说法。

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感同身受的原因,肖克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感到很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在批彭德怀的过程中,又把矛头对准了朱德,林彪污蔑朱德从来都没有当过总司令。肖克当时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的气愤。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知道,林彪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编造谎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正常的做法肆行!”

肖克对彭德怀的理解和宽恕是以后的事情。文革结束以后,当彭德怀的侄子代彭向肖克道歉时,转达了彭德怀的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肖克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其实,我早就对老人家没有气了。”

张爱萍

张爱萍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

庐山会议第一阶段召开时,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正和洪学智上将一样,代表总参在西藏组织平叛工作。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经是7月中旬。到了成都的当天晚上,张爱萍就接到了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张爱萍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觉得去了无非是举举手,没有啥意思,于是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说平叛工作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克诚当时同意了。但是当天晚上11点左右,黄克诚又打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了不能请假。就这样,张爱萍从成都回到北京。

张爱萍在北京又待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张爱萍。于是3人决定乘一架飞机走。张、陈、杨上山的时间是8月1日。上山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这个消息,让3位上将目瞪口呆!

在这次会议上张爱萍也不例外,作了违心的发言,对彭德怀提出了批评。他说:“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务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的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返回北京的时候,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王尚荣找到张爱萍,对他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张爱萍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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