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来了也不爱上屋子里去，就喜欢在大门口那过厅里坐坐。开始我们给沏了壶茶，搁个手巾板儿，他不要，说以后别给我弄这个，以后我可能经常来，我带什么用什么，别麻烦你们。

总理对园林古建和文物的保护，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故事了。最知名的是，为保团城，拆中南海福华门，将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向南移。来园散步时，向我询问起园内文物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情况。我向总理做了汇报，哪些受到毁坏，我们也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使一些文物古迹幸免于难。比如我们将白塔的眼光门用三合板封住，而后在白塔基座上写上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晰看到。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又一次，周总理走到阅古楼前，询问王羲之的书法摹刻在什么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就在阅古楼的二楼。总理叹息道：“二楼我是上不去了。”他叮嘱要把阅古楼的牌匾挂出来。要将里边的文物妥善保管好。后来公园的同志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周总理看。总理就自己出钱，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裱糊后，又送还了北海公园。之后特别让邓颖超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要他去看看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的保护情况。

1975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公园散步，仿膳的经理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虽然只吃了不到4块钱的饭菜但总理还特意嘱咐秘书必须交钱。吃完后，对仿膳的经理说：“仿膳的小窝头很受欢迎，要保留下来。肉末烧饼也好吃。如果肉末里加上点荸荠和笋末，吃起来就不感到油腻，更加爽口。”从此，仿膳的肉末烧饼就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1975年7月下旬，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公园散步。总理注重仪表，以往来公园都身穿制服，衣着整齐，这次却穿了一件医院的白色病号服。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就怕碰上人结果还碰上了，在那儿跟总理说话还不走。大夫也着急我也着急，后来我说大夫你给那个人递个眼神，让她走得了，总理这儿站不了了。那天，荷花开了，总理在湖边看了一会儿荷花就走了。

总理逝世后，北海公园的30位同志获准去北京医院向敬爱的周总理做最后诀别。我们来到北京医院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好几个员工干脆就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不肯离去，后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拖出。我完全失去控制，高声道：“为什么把总理放在这么个小地方？我反对！为什么不让群众见总理最后一面？如果北京医院没有地方。把总理的遗体拉到北海，我们开开四个大门，让北京城的群众都来跟总理告别！”我被带到院子里，被视为“反对中央对总理丧事的处理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审查。由于悲愤交加，我突然昏倒。后来，赵鹏飞同志出面担保，说明我是出于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并没有反对中央决定的意思，并通知我老伴立刻接我回家，这样才免于对我的处理。

■叶帅钓到一条40斤的青鱼，兴奋异常；他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弄不上岸

■卓琳一见我就掉眼泪了，说：“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过去中央对我们公园有规定，叫“三为”服务方针，就是园林要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挥部决定将北海景山公园作为施工基地，从1971年2月21日至1978年3月1日，两座公园停止对外开放。在这7年中，北海公园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中央首长来园休息。仅1975年一年，北海就接待中央首长370人次。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还有邓小平、万里等很多老同志。当然也有当时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者。那会儿主要是中办，有时还有军办给我电话通知，说首长要去。

有时，一些老同志刚刚到园，另外的什么人也不期而至，就得提防备，别让他们碰头了。好在我有“打游击”的本领，就把不同的几批人分别安排在琼岛、北岸，甚至是景山。一般叶帅都在仿膳和北岸活动，聂帅在前门双虹榭一带，再来其他人我就安排在庆霄楼。当时，我给员工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不能传话。特别教育职工不能多嘴，不管什么人来北海，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说。因为江青有一次去一个公园游览，陪同的军宣队代表在向她介绍公园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周总理对公园的关心，江青听后不悦，第二天那位军代表就被免职了。

“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斗争尖锐，局面复杂，“四人帮”又将矛头直指周总理，那些年间，也称不上是“阿庆嫂”，反正我那会儿也是急中生智想很多办法，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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