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一天，周总理办公室来电通知下午总理要来园散步，在仿膳小憩。没过多久，又突然接到江青要来仿膳吃晚饭的通知。最着急的就是我，我也不能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谁请示，那天我饭也没吃，转了半天幺子，怎么办？思前想后，最后我还是拨通了总理贴身警卫小高的电话，将实情和盘托出，让他跟秘书商量，跟总理说不说，怎么办。秘书请示总理后给我回电说，今天总理不去了。难题解决了，可我却非常难过。

叶帅“靠边站”以后，曾提出回广东老家，但遭到拒绝，只好留在北京。那时候，工作人员常常安排叶帅来北海钓鱼，以排解忧愁。叶帅身穿短裤短衫，头戴大遮阳帽，在水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很少说话。只有钓到鱼时，叶帅才会显露出笑容。一天，叶帅钓到一条40斤的青鱼，兴奋异常。他拿着鱼竿在岸上来回遛，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弄不上岸。最后，我让一位保卫干部下到水里把鱼抱了上来。叶帅兴奋地叫他的卫士长给大家分鱼。我让人从职工食堂拿来了案板和刀，叶帅亲自分配，让秘书把最好的一段送到305医院周总理处，另一段送给西哈努克亲王，又给其他几位老同志分了一些。自己仅剩下尾巴部位很小的一块。

叶帅待人和蔼，他总感觉每次来钓鱼给我添了麻烦，就交待卫士长请我到他家去玩儿。那时，每到周末，他家会放电影。叶办就会安排车来接我去看电影。不光接我自己，还让带上全家。在叶帅家总能看到一些老首长、老同志。还有一次，叶帅又来钓鱼，他望着身边的保健护士马望兰和我，感慨万千地说：“我身边还有三匹马……”（注：卫士长马西金、保健护士马望兰、加我马文贵）

一次，在万里同志的安排下，叶家、万家，还有刚刚从江西回到北京，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一家来北海。他们是从后门进来的，我安排了一个小画舫去北岸接他们。当画舫靠在漪澜堂码头时，从船上下来，小平同志没有说什么，只是握了握手，而卓琳同志一看见我就掉眼泪了，说：“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回来了。”当天还有好几个小孩，毛毛的孩子，楠楠的孩子都来了，万家的孩子也在。那天，小平同志除了跟万里同志说说话外，始终少言寡语……

那个时期，钢琴家殷承宗也曾住在园内，是为了创作钢琴伴奏《红灯记》。他住的地方就是南门过了永安桥，右手边的那几间南房。当时拉来一架钢琴，就在那儿作曲，试验怎么让京剧跟西洋乐配起来。他有时来有时不来，来来回回的，住的时间比较长。

■江青有时候来也不为吃饭，就坐这儿设计服装

■江青和我在摘苹果，这可惹出了大麻烦

“文革”期间，江青也是北海、景山公园的常客。1972年五月初，江青来到景山公园看牡丹。当她登上景山万春亭时，对眼前的美景十分欣喜，她拿出照相机，给天空中飞舞的燕子拍照。在景山顶上看见了北海的美景后，她提出，改天要到北海看看。去了北海之后，江青发现这里的各种条件设备比其他公园完善，从此就经常光顾北海。

江青也老来北海仿膳吃饭。一次由于时间仓促，她喜爱的宫廷冷点豌豆黄没有来得及做。江青当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只是晚上中央开会时，她遇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抱怨没有在仿膳吃到豌豆黄，并要求吴德再请她吃一次。事后，吴德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仿膳安排一顿饭，无论如何要有豌豆黄。江青主要爱操持改造戏装、改造音乐这些，有时候来也不为吃饭，就坐这儿设计服装。

江青最后一次来，就是1976年的国庆节，那是江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她摘苹果的照片上报纸了。

那是10月2日到4日之间，我忘了具体是哪天了。那时候毛主席的丧事办完了，她们来不戴黑箍了，我们还戴着呢。那天上午，江青带领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共六十多人来到北海，在这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会，并指定每个人都要发言。中午在仿膳吃过饭后，下午到景山公园的苹果园摘苹果。

随行的新华社摄影师还为她拍了不少照片，最后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张，这边是江青摘苹果，这边就是我在摘苹果。过了没几天，抓了江青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中央一号文件的第一页就是这张照片。因为这，组织上对我进行了背靠背审查。“背靠背”，就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审查，可我也知道审查我了，因为那摄影师也被审查了。我后来说他：你干什么把我给照上啊？他说不照行啊？还不得挨骂，这还说没照好。那会儿是中央统一规定的，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不搞庆祝活动，不搞文艺活动，领导干部都下到基层去跟群众一起劳动，所以江青来这里摘苹果。

审查期间，老帅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为我证明：我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情深厚。在经历一年的审查后，组织上对我给出了明确鉴定：马文贵接触“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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