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我要说的还有一点：不管江青在别的地方怎样跋扈，耍淫威，但她对北海的员工和我本人始终都很客气。大家都叫我马主任，她也叫我马主任。一次她在北海公园游园时看上了一个水泡植物标本，就拿回了钓鱼台。不久，她让我到钓鱼台去给她修理那棵植物的说明牌。我没有去，只是告诉钓鱼台的同志如何修理，请他们代劳，江青也没有为此生气。江青曾邀请我去她居住的钓鱼台玩儿，我从来没有去过，她也没有因此不满。

■提前给仿膳的“御厨”们做工作，不要见了溥仪又下跪、又叩安的

■从那时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溥杰遇到我，都会称我为“领导”

1954年冬，园林局把景山从故宫要过来。1958年以后北海景山两个公园合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叫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的。

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国政府大赦第一批战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获得特赦。一年后的1960年12月，溥仪的弟弟溥杰获得释放。溥杰回京后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溥仪全家。其间，周总理征询溥杰的意见愿意从事什么工作。溥杰表示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总理诚恳地请他说出真实心愿。他就表示想做些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艺术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建议他先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熟悉一下情况。于是，北京市委统战部就把溥杰安排到景山公园边劳动边改造。

有一天，市委统战部告诉我安排在北海仿膳吃一顿饭，参加者有廖沫沙同志、林副部长、溥仪、溥杰兄弟俩和我。统战部还嘱咐我，提前给仿膳的“御厨”们做工作，不要到那天见了溥仪后，一激动，又下跪、又叩安的。我交待仿膳经理事先一定做好工作，厨师们如果想见溥仪，就在远一点的地方看看，不要靠近。后来，厨师就是在长廊里远远眺望。

那天我们刚上楼，溥仪就来了，那会儿他在西山“南植”种葡萄。廖沫沙介绍了各人之后又说，你们兄弟俩今天见面了就应该高高兴兴的，不是多年没吃你们的风味了吗？今天有你们的特色点心，好好吃一顿。早获释一年的溥仪埋头大吃。而刚刚获释的溥杰则十分拘谨，几乎没有吃东西。他手中拿着笔记本，将各位领导的话一一记录下来。廖沫沙同志告诉溥杰不要有思想负担，只要好好接受改造，都可以转变成为对新社会有用的人。他还说：“我们准备把你交给马主任。你还有一段学习的时间。”——不说改造，说的是学习，也没告诉他多长时间。按照市委统战部的要求，溥杰必须每周向我汇报一次思想。 从那以后，我又增添了一个角色：监管、教育和照顾中国末代皇帝的弟弟。

刚到景山公园劳动时，溥杰的吃住都在景山园内。我安排一个工人和他同住在职工食堂厨房旁的一个房间内。什么都得教。一开始，安排他在扫地班，工人们扫地都背上一个筐，筐里放着个簸箕，随扫随撮。而溥杰只背着一个筐，拿着一把扫帚。他把垃圾扫成一堆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用双手把垃圾捧到筐里。我就告诉他：“你看别的工人筐里都有个簸箕，你的簸箕呢？”他说：“我没拿。”我说：“你去拿个簸箕。用簸箕撮，不要用手捧，那样手都扎坏了、磨坏了。以后干活时，看别的工人拿什么工具，你就拿什么。”

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食堂里的早饭是萝卜、蔓菁加大米煮成的稠粥，没有干粮。用那种蓝边大碗，工人们每人都盛上满满一大碗。溥杰担心自己落后，每次也盛满一碗，可他饭量小，吃不了，又不敢倒掉，就坐在一边看着那碗粥发愁。后来，食堂的张师傅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张师傅还说：“我不敢跟他说。他要是吃不饱呢？”我就去告诉溥杰：“别的你认为你没有自由，咱们这个吃饭是自由的。谁愿意多吃，能吃得下去，就多盛，像你，吃不了那么多就少盛，吃多少盛多少。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不用跟别人比。”溥杰听着，是是是地连连点头。

大约5个月后，溥杰的太太嵯峨浩在日本登报，说要回来跟他团聚，总理安排他们住在护国寺的一个院子。从那以后，每天他回家居住，白天来景山劳动，扫地、搬花，他的太太就老在最近的路椅上坐着，看着他干活，中午也不回去。按照统战部的指示，我开始对溥杰的监管逐步宽松化、人性化，我们彼此之间也越来越融洽。有时，他一周主动给我写两份思想汇报，也不多写，就那么一条，除了冠冕堂皇的那类话，还汇报他都学会了什么，工人们没有歧视他，对他关心、帮助，等等，反正就是感谢。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便向上级建议，对溥杰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可以让他回归社会。有关部门很快就安排溥杰到政协做了文史专员。

从那时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溥杰遇到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称我“领导”，北海公园建园800周年纪念。我邀请溥杰先生前来，他欣然接受，并为北海公园题字。其间，他又回忆起了在景山的那段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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