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报道 原题：当年大战钢铁铜

最近读到金冲及先生谈百年中国复兴之路时，有一段话引出了我对“大跃进”的回忆。金说，“1958年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教学科学部的副主任，接触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跃进’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拥护。那个时候，我们到上海郊区去看，当时特别兴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家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祖国有那么一种劲头，到处都是炼钢炉，半边天都染红了，当时我想，中国人要是表现出那么一种劲头的话，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27版）我是“大跃进”的积极参加者，不过，我没有金先生那么兴奋，更没有“特别兴奋”；而“大跃进”的结果，却什么奇迹都没有能创造出来，除了极度的饥饿和倒退之外。

大跃进开始后，1958年6月，我们云南大学文科的师生到昆明茨坝工地劳动。出发前学校做了动员，我们个个在会上表态，一定要以“大跃进”的姿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为什么个个都以同样的姿态，说同样的话？因为，“大跃进”运动正是在疾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交心运动之后发动的，不但师生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乱说乱动，就是属于“人民”这个范畴的师生，也个个言语谨慎，生怕祸从口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是众人的“反面教员”。据说这些反面教员之所以被划被整，是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以他们为鉴，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按照我们那时的理解，党员领导干部传达的文件和讲的话，《人民日报》的社论，就体现了党的主张，体现了党的领导。所以，他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理解，怎么讲，怎么做。我想，这就是金冲及所说“‘大跃进’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拥护”的背景。我们在工地，强劳力拉车运土，其他挖土铲土。老师们单独在一处，做一些比较轻微的工作。说真的，个个都十分卖力，几乎没有人偷奸躲懒。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照样要过党团的组织生活，开“生活会”。会上，人人必须讲收获，讲体会，查自己的错误认识，提改进的措施。一次开会，轮到从法国回来的民族学家杨堃教授发言，他说，“收获很大！过去自己习惯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早上工作了两个钟头，到10点就要小睡一下。系上排课也要照顾我这个习惯，不能像工人农民那样起早贪黑地干。现在参加‘大跃进’，在劳动中就克服了早上想睡觉的习惯，在思想政治上也就战胜了一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觉得杨堃先生很聪明，既没有检查出什么实质性错误，又似乎在给自己上纲上线。那时的发言，我真分辨不出哪些是套话，哪些是真话。

“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战钢铁。毛主席拍板，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实现年产钢1070万吨。云南许多地方有更为宝贵的铜矿资源，所以云南就叫大战钢铁铜。1958年毕业，我分配到云南省临沧专区耿马县，县上又分配我到四排山区做文书；未及到职，又奉命到四排山区东坡乡参加大战钢铁铜。这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耿马这个当时只有7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小县，同样要积极响应。我初参加工作，一心想要努力完成任务，开个好头，首先在“大跃进”中挣一个好的表现。

东坡这一带有铜的“鸡窝矿”，矿量不大，品位甚高。耿马县钢铁铜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书记挂帅，县委第一书记王道传任总指挥，县武装部副政委李长松任副总指挥。我到东坡，大战已经开始，从各个“鸡窝矿”点挖出的矿石已经堆放在冶炼场上，成百的佤族农民正在轮流使劲拉风箱给十几个铸犁铧的化铁小炉鼓风，呼声阵阵，炉火闪烁，真是一片热气腾腾景象。王书记说，“我们没有什么铁矿，按规定，交一吨铜就顶40吨好钢！”

我在指挥部处理统计、文书，办理领导交办的工作，只要有空，我就主动去拉风箱吹小化铁炉，加栎炭炼铜。没过两天，炼铜的栎炭没有了，负责冶炼场的人连连到指挥部要栎炭。四排山各乡农民早已抽空，无法再调人来烧炭。没有燃料怎么行？王书记叫我告诉县委办公室，立即从福荣大山的拉祜族和耿宣坝子的傣族农民中，抽调800人来这里砍树烧炭。几天后，来了男男女女600多人，他们背着棉毯、衣服、罗锅、斧头，翻山越岭走了两天，按照指挥部安排，在对面大山里的森林中搭了一排排窝棚，在山脚下挖坑做窑，陆续开始砍树烧炭。好多天过去了，他们砍树很少，更没有烧出多少炭来。李副政委叫我去看看，我急急忙忙翻山越岭去看。原来，他们出工很晚，收工很早，头人贺板雅还要带领他们做佛事。

怎么回事？不是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吗？我马上想到我已经得到的教导：这里的工作上不去，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就是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必须以大批判开路！那时时兴开“辩论会”，是推行强迫命令的好办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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