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新的报道任务不断，崔左夫未能作进一步深入采访，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事隔九年后，1957年，崔左夫专程赶赴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三个月，最后写出了通讯《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此稿写成不久，适逢上海沪剧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和该团编剧文牧来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收集寻找可编写抗日传奇剧的素材。崔左夫和陈荣兰是老战友，便把《血染着的姓名》稿子交给他们参考。他们看后兴奋不已，将此稿带回上海，由文牧以此稿作为基础，改编出的剧本起初定名为《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陈荣兰和文牧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拿出他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二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同时为了使人物更加紧凑，有利于舞台演出，戏里的新四军伤病员改为18个。

修改后的《芦》剧连续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一下子火了！那么，这出戏为什么又被改为《沙家浜》呢？

毛泽东为何改剧名为《沙家浜》

曾在沙家浜镇担任领导的知情人介绍，其实《沙家浜》故事到底发生在阳澄湖畔的哪里，以及戏里的沙家浜到底是苏州什么地方，一直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芦荡乡（原横泾乡）再次改名为沙家浜镇时，就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周边地处阳澄湖畔的乡镇。他们认为阳澄湖水面主要面积不在常熟境内，“沙家浜”归属值得商榷。但最终，“沙家浜”花落常熟。

徐耀良老人说，其实早在1943年，过鉴清就在《你是游击兵团》中写道，“阳澄湖畔，虞山之麓……”很清楚地点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活动频繁的区域范围，而今日沙家浜镇正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区。

“沙家浜原本是个不出名的小镇，它的地名曾演变过三次：横泾、芦荡、沙家浜。在常熟市众多的乡镇中，唯有它的地名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它的名气实在太响了，自从毛泽东同志把京剧《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后，它就变得家喻户晓了。”这是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沙家浜镇原党委书记张永清的话。

《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后，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改编为京剧。

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其中就有把剧名定为《沙家浜》。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是火焰了嘛！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给这部戏改了结尾。原来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的良机，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毛泽东认为这样处理结尾就成了闹剧，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据说，江青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在《北京日报》上看见了《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泛称赞的消息。到北京当晚，她就去看戏，演出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有经过我就公演了。”她还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是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给你们发两篇社论。”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到上海，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说“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

“样板戏”中的春来茶馆在哪里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是《沙家浜》的一段经典唱段，演唱的人就是阿庆嫂。阿庆嫂开了一家春来茶馆，成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的绝佳场所，也是戏里最为著名的场景之一。在实际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个春来茶馆呢？

“镇上还真的出过一个茶壶，就是那个年代的，上面刻的字就是春来茶馆。”徐耀良说。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广立来沙家浜调研，当时老地下党员时根元拿出一个刻有“春来”字样的茶壶，引起了杨主任的极大兴趣。

但是否可以凭此说，戏里的春来茶馆就一定存在呢？就此，徐耀良也曾做过专门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分析，这个茶壶真正的出处就在沙家浜的陆家村，是时根元年轻时从陆家村岳父家捧回来的，春来茶壶是确实存在的，但春来茶馆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后来，又在沙家浜镇曹家浜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确实有一家“东来茶馆”和一家“春海茶馆”，曾经都是新四军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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