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又有学历，因此上门提亲的不断。”胡中元说，当时外公很有钱，在苏州和太平都有生意和房子，母亲是独生女儿，还上过初中，当时各界提亲的很多，不少苏州人都跑来提亲。“听母亲说，当时提亲的还有苏州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但考虑到这个人是银行家娶的‘二奶奶’生的儿子，觉得影响不好，就回绝了。因为条件太高了，母亲直到27岁时还没有成家。直到嫁给父亲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出嫁，偏偏嫁给了他。”

“至于母亲是怎么嫁给父亲的，那些细节我也不是太清楚，据说当时父亲的司令部驻扎在太平镇，而且平时与王氏族长也有联系，经常来往也就娶了母亲。母亲一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住在上海那段时间，外婆也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全家人在一起很快乐。”

就在胡肇汉被捕后押回苏州，他们全家人还一起团聚了两次。

胡肇汉为何没带妻儿一起去台湾

根据胡肇汉被捕后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因人生地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这才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哪知到了上海，就钻进了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春夏交接的时节，父亲从台湾回来，不知道是怎么与母亲联系上的，母亲就让我在几点几分到楼下的十字路口去接父亲。当时是晚上，我有一年多没见父亲了，看到他后，我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和我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家里走，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被抓住的，虽然我们也都在上海，但我也只是听说的。”

不过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当时9岁的胡中元还是有些印象的，只是懵懂的他没想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家，要去他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台湾。

“当时父亲是想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是母亲没有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都跑怕了。母亲说，抗战还没胜利时，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抬着赶路，都能听到山顶上日本兵的说话声，她心里害怕极了，所以当时她也不晓得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走了。”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开始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胡中元说：“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都安排好一切了，谁负责什么都定好了，他本可以不用再回来的，但这一回来就栽了。”

胡肇汉在一个朋友的布店里被捕

就此，笔者辗转在吴江市找到了当年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谢德文老人，抓捕胡肇汉时，谢德文为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

谢德文说：“当时像胡肇汉这样的土匪头子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罪行比较大，所以格外重视了，并且派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奔赴各地抓捕。”但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次行动，根本没有怎么当回事，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沙家浜》这部戏。而且胡肇汉长得什么样，他们也都不太清楚，连个照片都没有，只能根据介绍的特征去抓人，譬如年龄、身高、脸型、口音等。

当时苏州公安局去的一共是五个人，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三趟，才在上海一幢老的居民楼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七个人带着枪进去抓的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矮。当时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当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其实那个时候，胡肇汉已经非常警觉了，在上海经常换地方居住，太熟悉的朋友也不敢借住的。但那次被抓的地点，恰恰就是他的一个开布店的朋友。

“这个布店老板确实是父亲的朋友，父亲还曾在他那里寄放了两样东西，是一块金表和一支派克金笔，说家里在紧张时可以应急用。后来母亲去要时，那位朋友的妻子却说，她的丈夫也为此被抓了，她已经把这些东西卖掉了。”胡中元说，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就没有再去纠缠。

谢德文老人说，这次抓捕胡肇汉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抓回来也没怎么特别重视，连个立功受奖都没有，只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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