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江南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江抗”东进抗日，一路上战绩赫赫，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这年七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

经过仅仅四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而此时，国民党终于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带了几个亲信，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

他这一回来，给新四军带来很大危害，于是就有了新“江抗”夏光的第二次对他收编。

墙头草胡肇汉逃脱后第二次被收编

徐耀良说，“江抗”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与夏光等同志研究，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

由于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在当地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新“江抗”不断成长，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原来，自从“江抗”西撤后，阴霾再次笼罩在美丽的阳澄湖。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把大片江南原野划成小块，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的干将徐凤藻，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不是“扫荡”就是抢粮。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袁亚承、周振刚这两个支队，与当地封建武装“大刀会”狼狈为奸，也是鱼肉乡里。

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得罪共产党，又不愿脱离国民党。鉴于这种情况，夏光、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但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一时难找。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张网以待。

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忠义救国军”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后台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沈伟东介绍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牌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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