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一一“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淡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 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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