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1975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多严肃的史学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1975年的“《红都女皇》事 件”。《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13册则根本没有收录这一“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1949年至1976年的部分，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周恩来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认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而已。

其实，毛泽东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几乎形如陌路。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毛泽东和江青从1966年9月始就分开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钓鱼台)，但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来毛泽东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或者说，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她而已。

张玉风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相见的时间，1970年、1971年这两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即在毛泽东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收录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的“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作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时毛泽东不愿见江青。

3月20日，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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