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毛泽东又给江青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当时，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大闹政治局。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了她的过分举动。

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显然，毛泽东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23日给自己的信上批示道：“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江青则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翌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时，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周恩来与“四人帮”有一场较量，毛泽东则在提出“四人帮”这一称谓之后，多次批评了江青。

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显然，尽管毛泽东和江青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毛泽东也看不惯江青的许多做法，但他们毕竟是夫妻，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话语是温存的，也是与人为善的。因而，如果依此来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真的如传说中的周恩来所料，“不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

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

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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