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京、广州、西安、杭州或者洛阳、苏州等比起来，笔者现在生活的位于黄海岸边的小城烟台，严格说起来乃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

在晚清以前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整个胶东半岛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今天的莱州市一带。烟台最早具备了现代港口城市的雏形，一度成为整个胶东半岛的中心城市长达半个世纪，直至２０世纪初被后来居上的青岛所取代，缘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而且，在该条约里英国政府刚开始在胶东半岛选择的通商口岸并不是烟台，而是距离烟台１００多华里的登州，也就是现在烟台市管辖下的蓬莱市。《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领事马礼逊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烟台的地理优势明显好于登州。于是，经过与清政府协商，遂将开埠地点由登州挪至了烟台。

因了这层历史的机缘，烟台在１８６２年３月正式开埠，由沿海的一个具有海防功能的渔民和守军杂居的大村落，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部沿海的一处对外交往十分密切的港口城市，其地位近似于更北一点的天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烟台，在西方各国的视野里通常的称谓并不是“烟台”，而是“Ｃｈｅｆｏｏ”，也就是现在烟台市中心区“芝罘”区的英文直译。甚至直到今天，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版的航海地图上，烟台的名称还是“Ｃｈｅｆｏｏ”。

这里说句题外话。前几年，著名的传记作家李辉先生在去美国查阅《时代》创刊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父亲路思义的有关资料时，发现有关卢斯父子的资料中多次出现一个英文单词“Ｃｈｅｆｏｏ”。这个单词曾经令李辉先生很是困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单词就是“芝罘”的意思，也就是今天的烟台。卢斯的父亲路思义很早就在登州（今蓬莱市）传教，１８９８年４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卢斯就出生在登州的一所文庙中，并在登州和潍县（今山东潍坊市）度过了其幼年时代。后来，卢斯在１０岁时来到了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于烟台的闻名全球的内地教会学校——芝罘学校（Ｃｈｅｆｏｏ ｓｃｈｏｏｌ）读书，直到１４岁毕业后才离开烟台回到美国继续深造。据称：卢斯能讲一口标准的烟台方言，在美国社交圈内常常自称是“山东人”。

因此，屈指算来，烟台成为现代港口城市的历史一共只有１４０余年。

１４０余年的历史，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应该是非常短暂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年轻”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由于没有历史，这座城市的历史感并不强烈。即使对于过去的这短短１４０多年的历史，也少有人关注，以至于许多发生在这里的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经过１４０多年的洗刷，其最后的一丝印痕也都消散在当代城市化建设的宏大叙事里。

说起这些，笔者深有感触。

那是２００４年，我一度对甲午战争史很感兴趣。当我发奋恶补一本本相关的研究著作时，忽然发现原来这场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竟然与身边的这座城市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其中，象征着战争正式结束的《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就在烟台。

于是，我开始着意寻找当年《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顺德饭店”的具体位置。我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如果这个地点还能找到的话，我将联合一批国内研究甲午战争问题的专家，吁请在这里建成一处国耻纪念馆。因为《马关条约》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之一，它的正式换文的地点想来应该有资格列入“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的名单。

后来，我为此请教了国内甲午战争研究方面的专家戚其章老先生，并采访了烟台当地的一些人士。但是，随着追索的深入，我发现关于《马关条约》换文的详细情况，可能注定是一笔糊涂账了。因为关于这段重要的历史，即使连最起码的换约地点，在当地也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基本上是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

其实，关于《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问题，在国内学术界本来是一个早有定论的问题。我于２００５年写信给曾经主编了１２卷本《中日战争》的戚其章先生，向其请教相关问题。戚其章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肯定了换文的地点就是“顺德饭店”，并告诉我这是总理衙门的原始档案里明确记载的。他在回信中还告诉笔者：他虽然多次去过烟台，但他并不能肯定“顺德饭店”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断定“顺德饭店”现在有没有被拆毁。

然而，这个为国内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定论，在烟台当地的一些专门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中却有着不同的意见。譬如，当地博物馆的一位已经退休的副馆长宋月娥先生就认为：《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应该是在现在的烟台山宾馆内的原芝罘俱乐部二楼。国内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所采纳的就是宋先生的意见。

芝罘俱乐部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海岸街东端，曾经是烟台山宾馆的一号楼。这座濒海的三层小楼于１８６５年由英国商人建造。由于这里靠近烟台山周围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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