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笔者在详细查阅了芝罘俱乐部的历史之后发现，它在历史上从来没叫过“顺德饭店”。既然如此，说这里是《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根据又在何处？而假如《马关条约》真的是在芝罘俱乐部换约的话，是不是等于否定了为国内史学界长期认定的“顺德饭店”为换约地点的说法呢？

由于笔者大张旗鼓地寻找，迅速影响到了当地的一些新闻界人士，且有媒体跟进。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烟台当地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由一名非专业人士撰写的与此有关的文章。根据该文作者的叙述，当年《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顺德饭店”，应该叫“利顺德饭店”，英文是“ Ｔｈｅ  ａｓｔｏｒ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

经查，“利顺德饭店”在当时的烟台又叫“阿斯托旅馆”或者“法国饭店”。１９９８年，为迎接当时在烟台召开的一次国际性商务会议，利顺德饭店的旧址被拆毁。现在，这里成了一处现代化的音乐喷泉广场。每当夏天来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吟唱过《观沧海》的地方，曼妙的音乐和夸张的水柱欢迎着各地前来看海的人们……

关于利顺德饭店，根据有关资料，当时的上海和天津也都有相同名称的外国饭店。而且，天津的那所饭店，不但英文名字和烟台的这个饭店相同，中文名字竟然也一样。而上海的“Ｔｈｅ  ａｓｔｏｒ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就是建于１８４６年的大名鼎鼎的中国第一家西式酒店——浦江饭店（礼查饭店）。

如果说“利顺德饭店”就是换约地点的话，这与有关史料中所说的顺德饭店是一家“外国旅馆”的说法是相符合的。但是，一个疑问也就产生了：既然换约地点是在“利顺德饭店”，那么，为什么在中文材料里出现的是“顺德饭店”呢？虽然一字之差，但这里显然是大有问题的，断不是当地有些人所说的“可能是编译者之误，抑或是当地人与外地人叫法上的不同”这么简单。

稍具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换约这么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在官方的中文文件里断不可能出现这样重大的失误。另外，当地有的研究者已经明确指出，烟台的“利顺德饭店”建于１９１１年，而《马关条约》换文是在１８９５年。也就是说，《马关条约》烟台换文时，烟台的利顺德饭店尚未开张营业！如此，则基本上可将其排除在换约地点之外。

如果“顺德饭店”根本不是“利顺德饭店”的话，那么换文地点又在哪里呢？笔者这些年来在翻阅一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时，发现了两则或许可以引出新解释的材料——其中，一份是出自日方换约代表伊东巳代治向日本外务省所做的汇报材料（见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日战争》）；另一份就是中方全权代表伍廷芳和联芳在换约后，向总理衙门发出的汇报公文（见王芸生主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伊东巳代治在向外务省所做的回报材料中称：他于１８９５年５月７日（公历）乘船来烟，下榻在中方安排好的海滨饭店。当日上午，与伍廷芳和联芳在海滨饭店首次会晤。次日，又在广仁堂（盛宣怀主政烟台期间修建的慈善机构，后来成为登青莱道道台衙门所在地）会晤四次，批准交换条约的手续才告完成。当晚，中方和日本代表正式换约。

而根据伍廷芳和联芳的公文，具体换约的细节是这样的：农历四月十四日（即公历５月８日）傍晚，接到光绪皇帝准予换约的谕旨，二人即于当晚１０点左右赶到海滨饭店会晤日本使臣，并当场交换了相关文件，最终完成了换约手续。在这份文件中，伍、联二人有一句甚为关键的话——“复往晤日使”。“复往”说明是第二次前往，这与伊东巳代治所言的中日双方代表第一次会面是在日方下榻的海滨饭店一说是相吻合的。于此可见，《马关条约》换文很可能是在日使下榻的海滨饭店，换约时间在晚１０点以后。

根据现有的资料查证，海滨旅馆（Ｂｅａｃｈ  ｈｏｔｅｌ ）由德国人建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与它相邻的芝罘俱乐部扩建时被拆毁，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而扩建后的芝罘俱乐部之一部分就建在它的旧址上面。

另外，笔者最近在研读地方史料时还有一个更新的发现——事实上，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烟外国人开设的最高级的常年营业的饭店是所谓的“大陆饭店”（Ｓｔｒａｎｄ  ｈｏｔｅｌ ）。而英文之“Ｓｔｒａｎｄ”，如果直译为中文的话，则非常近似于“顺德”两字的发音。于是，笔者乃有如下的猜想：所谓的“顺德饭店”可不可能就是“大陆饭店”呢？须知，当时参与换约的中方姓卢的翻译等官员都来自于北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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