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知府、知州如果有缺额,吏部都要提出来,让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来推荐保举。
自然,比起那些“三品以上官员”来说,诸位内阁大佬们更有权力推荐人才。
这条新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吏部手里抢夺官员的任免权。本来按照朱太祖的规定,内阁属于咨询机构,而不是办事机构,无权干涉吏部的官员任免权。但如果内 阁想成为真正的宰相,掌握官员任免权,又是最要紧的事情。内阁要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力,既需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更需要在百官中形成一个亲内阁的势力网, 培植坚实的政治基础。所以杨士奇才想出了这么个迂回的策略。
在与吏部争夺用人权这个问题上,比杨士奇 高明的人大有人在。譬如:许多阁臣选择了将吏部的最高长官拉入内阁的方式,使吏部与内阁合二为一。其中的代表人物可算高拱。自1569年入阁,高拱就同时 担任着阁臣和吏部尚书两职;1571年,高拱升任首辅,内阁的权力与吏部的权力,天衣无缝地合二为一。
明代党争极为频繁,传统观念将其归结为权欲私心,很不客观。大多数党争的实质是内阁与六部之间权力的争夺战:内阁想摆脱尴尬,成为真正的宰相,于是向六部索 要权力,六部则依据祖制,认为内阁此举不合法,而奋起抗拒。其结果,则被我们的叶首辅一语道破:“凡是内阁认为正确的,六部及其他部门必然说是错的;凡是 内阁认为不对的,六部及其他部门必然认为是正确的。”
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总结教训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这话说得实在深刻。
张居正:第四种突围方法
1573 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张居正正式成为大明朝的内阁首辅。《明史》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几个字来形容张首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过想法虽好,做起来却大有 难度。尽管已经和太后、大太监冯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同盟,张首辅的权力貌似很强大,但朱太祖的祖制硬梆梆地摆在那里,阁臣不能管理实际事物,所有这些 权力,都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群臣们自然就不服;群臣们不服,自然就啥也办不成。
张首辅是个有办法的人。此刻,他正在写一封呈递给皇帝,也就是呈递给自己的奏折。折子里有两句话很意味深长:
第一句是:“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从此以后,对国家所有的官员,每个月都要做绩效考核,年终再做整体考核,合格的留任,不合格的降级或者开除,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国家富强。
这个新规矩,后来被称作“考成法”,实际上就是一套针对官员们的绩效考核制度。
第二句话才是重点:“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弊者,臣等举之”。也翻译成白话:地方官绩效不达标,中央各部来检举;中央各部绩效不达标,六科监察机关来检举;监察机关绩效不达标,臣我来检举!
对张首辅来说,“考成法”有一箭双雕的好处。除了可以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之外,最重要的是让张居正得以一举囊括对百官们考核升迁的权力。形成了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监察六部,六部考察地方机构这样一棵权力树。
把对所有官员的考核权抓在手里,内阁虽仍然不是宰相,但却要比宰相的权力还大。
当然,六部群臣们不会看不透这一点。在看到这份折子的第一时间,他们就作出了反击,弹劾的奏折接二连三地飞到了张首辅的办公桌上。
要做事,首先要有做事的权力。对此,张首辅深信不疑。更何况,自己已经完全规避掉了太祖皇帝的祖制。所以,张首辅对异议者采取了了铁血政策: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和那些寻求成为真宰相的前辈阁臣们有所不同,张首辅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成为宰相。他搞出来这个考成法,目的是要直接操控百官,成为大明朝的独裁者。对此,张首辅本人也从不讳言,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下属说过:“我非相,乃摄也。”
张首辅要做的,不是宰相,而是代替皇帝执政的“摄政者”。
这是明代第四种从内阁突围的方法,数百年里,只有张居正一个人试验过。
如此突围的下场
张首辅的突围成功了。
按照朱太祖的规定,阁臣只是顾问,对一切政事,既没有决策权,更没有行政权;对大小官吏也没有任免权;六部直接受皇帝领导,内阁无权干涉。但对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史书愤愤不平地写道:“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万历前期,一切大政方针都出自张首辅,张首辅的权力延伸到了大明朝的各个角落。谁要攻击张首辅,谁就是对当朝皇帝的蔑视和触犯,是“竦动幼主,阴间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