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出生在阳泉，1937年6月25日刚刚高小毕业，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0月底，日本人占领了阳泉，我们都得学日语，直到1988年离休，我也没和日语脱离关系。1949年建国前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太原市公安局外事科，处理完战俘后才转至刑警队。1951年春，我亲自押送最后一批日本战俘，集中到河北永年，遣回日本原籍。

被日本兵追杀　只得隐姓埋名

有一天老师让我去买菜，卖菜的人告诉我，铁路上的食堂是日本人开的，需要个跑腿的伙计。为了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活下去，我大着胆子，决定试着到虎嘴里讨生活。这个日本人叫江口义雄，不会说汉语，问我姓名、年龄、家住哪里，我都用日语回答了，他又一边说一边让我写，像什么白菜、黄瓜、大米、白糖，我全都写出来，他就“呀”的一声，感觉很吃惊。

其实，我那时只是学了些常用词而已。然后江口义雄说了一声“走吧!”，我跟着他来到“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阳泉配给班”。过了几天，配给班主任让我去卖店站柜台。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我便来到“小超市”，见店里摆满了罐头、烟酒、大米等吃穿用的东西。我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和牌子一一记在脑中，能和日本顾客对答如流。

后来，日本人又让我到太原学习了一段，回来又成为阳泉车站最年轻的站务员。我们有几个好朋友结拜了弟兄，这件事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怀疑，把我抓起来并严刑拷问是否有抗日行为，家也被抄了。但因证据不足，我又被保了出来。我哥哥自“七七事变”后走出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家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情急之下，我只好逃到太原，化名李蔚英。到现在，还有些旧人不知道我叫杨淮呢!

身无分文的我成了流浪汉。有一天得知“山西省物资移入配给组合”在招聘职员，条件是要懂日语，我去应试，合格了，我又能自食其力了。

半年后的一天，我刚走到单位门口，突然瞅见要抓我的日本人，连忙把脸扭过去。我心想，他也许看到我了，说不定哪天会来抓我呢，我赶紧辞职不干了。

后来又经过测验，我考入“日伪山西省甲种警察教练所”，仍用李蔚英的名字，伪称是河北保定人，隐匿起来。这叫“灯影下藏身”，看似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

1945年6月25日我从日本人的警察教练所毕业，原定实习三个月满后任职，巧的是8月15日这天，日本人宣布投降。我暗自庆幸，总算没有给日本人当警察官。我立马改回原名杨淮，再也不用隐姓埋名了。

向敌人学的能耐　我拿来服务人民

1949年太原解放当天，外面还是炮火连天，25岁的我便进入公安局开始紧张地工作。我把所学的一套东西都用上了，别人不懂警察业务，我懂!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培养了我，我却用它来为咱们中国的人民服务。

因为我懂日语，专搞外事工作，主要管理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原来，日本投降后，约几千人留在山西没有回国，继续对抗中国人民，直到1949年解放后，他们才被清理出来，分批遣送回国，公安局对罪大恶极者进行了审查取证，我直接参与了这些工作，一共遣返了三批。

遣送的时候，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最后一批被遣返的日俘，陆续集中达到二百多人，当时把南门外(今五一广场一带)、火车站附近的正太街、首义关的旅馆几乎全包下来了。我把他们编成了十几个学习小组，选出正副组长，每天汇报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和所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尽量就地解决。我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块儿，接受思想教育。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我除了教他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外，另外还教他们三首歌，必须用中文学会唱会，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美帝武装日本》。

“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日本必须走向民主，亚洲必须走向和平……反对!反对!反对武装日本!”我穿着新的草绿色的公安服，放开了喉咙，挥动着双臂，每唱一句，便叫他们随我的节拍唱一句，直到教会全歌词。

有时我会利用休息空隙，用日语给这些人讲解歌词大意，把交通旅馆的大院搞得异常热闹，惊动了附近派出所户籍员也纷纷跑来听我教他们唱歌。教唱结束后，我向在场围观的民警打招呼时，他们用惊奇的眼神望着我说：“闹了半天，你是中国人啊!刚才我们还以为是部队上的日本人哩!”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公安局外事科的干部!”大家一听，都爽朗地大笑起来。

亲自押解日本战俘　行程千里遣至永年

1951年春，我送走了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公安局让我当队长，给我派了位政委，负责送到河北永年县城里的华北军区训练团。回顾数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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