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俘组成的各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组长表现得最积极，是太原铁路医院五官科的主任青木正，他单身一人返回了日本原籍，随身没有带任何行李，轻装踏上旅途。临别时他对我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成功，回到日本后，我要继续努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我依靠他做了不少工作，掌握了全队所有人的思想情况，为我完成这段千里遣送的任务打下基础。出发的那天，我们包下了三节车厢，队伍的成员男女老少包括家属在内。各车厢门口都分别把守着全身武装的战士，人手一支步枪，还带轻机枪一支，踏上征程。目的地是华北军区训练团驻地河北省永年县城内。

第二天凌晨，我们到达河北省邯郸车站，全体下车，休息了一会儿，吃了饭。又雇了10辆大马车，将所有行李全部装车，除妇女、儿童外一律步行，沿着一条土质的崎岖路列队进发，一路和着杂在一起的鸾铃声和马蹄声，直奔永年城。

这虽是一群临时凑在一起、老幼男女相杂的日本人，但也有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的习惯。我利用这一点，强调了行军纪律，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克服饥饿干渴的困难，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况且两侧又有随行押解的武装战士，所以比较顺利。

当夕阳西下时分，终于永年城在望。入城后，我发现城里空荡荡的，不见一个百姓，狭窄的街道两旁，残存着的瓦房差不多全有被炮弹打过的痕迹，有被水淹过的印子。集中日本战俘的地点是个大庙，已经破旧不堪，地方很大，我让他们按男女编队分别住开，只在星期六可以见面，再经过教育学习以及审查。

《三晋都市报》2005年5月13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灾难篇》上面刊登着几名日本战犯在山西的犯罪口述。这几个人我都认识，比如汤浅谦(原任日本侵略军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太原第三红十字大尉军医，曾搞过细菌战、活人活体解剖)，当时就是我把他送到河北永年的。因他罪恶较大，后来又与几名战犯被送回太原羁押候审。

我逮捕了河本大作可惜未受审即病死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查了关押在太原的部分、日本战犯，一共129个人，其中有9个人的罪行比较重，判了刑，最少的判了8年，最多的判了20年，包括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菊地修一等。对于罪行较轻、认罪较好的，分别先后三次免诉释放回国，共120个人。

有两个罪大恶极者是最有名的，都已经被扣捕起来了，却没等上法庭审判就病死了，其中一个叫河本大作，1953年死在狱中，另一个是岩田清一。

河本大作原为日本关东军大佐高级参谋，曾于1928年主谋策划并亲自指挥炸死张作霖，制造了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后来，他藏在山西，当上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

太原解放前，我曾在阎伪警察局管理过外国人，对于每个日本人的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1949年4月，太原刚解放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吃罢晚饭，约9时左右正准备睡觉时，突然被科长叫去，接过一个字条。领导问我，你认得上面这几个日本人吗?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我一看，条上写的10个人全为团长以上级别，其中的川端大二朗就是河本大作，那是他的化名。

于是，我迅速带领十几个武装战士，亲自到河本大作的家中逮捕了他。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是教场巷门牌5号。我敲开门喊他出来，河本就老老实实地走出门，戴上手铐，被我们押到了监狱。当晚，我一共逮捕了10个人，包括城野宏、菊地修一、相乐圭二、永富博之等重要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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