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刘允斌、刘爱琴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合影

《档案春秋》杂志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

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开始时不认识，但工作时间一长，又在同一大楼，交往的机会也多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事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忽然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在另一条小路边谈论什么。那位男同志就是刘允赋，他和刘少奇长得很像，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倾听那女同志的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计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员，有事情找他，“狭路”相逢，就把他拦住了。后来听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讲，这是刘允斌的一贯作风：当有人和他研究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法。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刘允斌从苏联初回北京时，刘少奇在门口迎接，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赞美词，儿子相当争气，做父亲的怎会不感到高兴呢!

刘允斌是1939年14岁时从延安出发到苏联去的，18年以后32岁时才正式回到祖国，所以他对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转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名胜古迹，感到没有多少兴致。他是抛妻别子回来工作的，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于是他对父亲讲：“我希望马上工作。”

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三十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找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我国的核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这么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这套以老带新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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