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出身不好”。他说：当年美国搞原子弹时许多科学家都不是美国人，是从纳粹德国和匈牙利等国请来的，他们甚至在希特勒直接指挥下工作过。事后证明，“出身”不好的这位同志工作非常出色。由于刘允斌独特的用人方法，工作人员很快就配齐了，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刘允斌更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双磨破了的翻毛皮鞋也舍不得丢掉；一件蓝上装日夜不离身，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在苏联担任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

李妙秀生第一个孩子时，为了不影响刘允斌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去生产。生第二个孩子时，刘允斌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以后，拜托了护理人员就一溜烟跑出医院，钻进了实验室。李妙秀自己也是干这一行的，她知道刘允斌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也离不开他，所以并未埋怨丈夫。刘允斌事后与人谈及此事，深有感触地称赞妻子对自己的支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不禁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几年来，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紧接着中央又作出决定，号召尽快研制氢弹……

刘允斌自杀之谜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派，对他大声叱喝：过去你 们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实实下来劳动。刘允斌不明白自己过去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工作为什么不算劳动。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劳动最光荣，劳动是第一需要。他下去劳动了。打扫卫生时，他不改认真负责的本色，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挖阴沟时，别人偷着休息，他一个人弓着腰，挥汗如雨地把淤泥一勺一勺地掏得清清爽爽。

202厂是个保密单位，又地处边陲，中央三令五申军工厂不准串连，不准乱。当时刘少奇还在台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批斗刘允斌。但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造反派林立，闹得鸡犬不宁。刘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最最热爱毛主席。这就苦了我们这位刘大哥，厂里批斗不够，又给他挂上牌子，拉到离厂十多里路的包头市区去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刘允斌相信父亲是光明磊落的。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父子关系，他不为所动；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也说不出。

在这些日子里刘允斌和李妙秀夫妻俩过着孤立无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们的好心人，也爱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对从山东来的，开始时帮他们做饭、后来帮他们领两个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们检举揭发刘允斌，但他们心地善良，回答很干脆：我们只帮他们做饭带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造反派见没有油水可捞，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封了房子。弄得两位老人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也在202厂工作的儿子家中。在艰苦的日子里，他们仍然把刘允斌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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