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

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刘允斌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他们同样都是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各国领导人经常到儿童院来看望这些儿童。刘少奇、周恩来等去苏联的时候也去看望他们。

刘允斌是在苦水里长大的，一到苏联，学习就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装甲车长驱直入，在攻打明斯克市时，德军抓走了20多名正在这里度假的孩子，其中就有朱德的女儿朱敏。儿童院大为震惊，动员大家参军，不少西欧国家来的大孩子穿上了军装，开赴前线。刘允斌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有批准。他就变着法儿要求献血，可是苏联规定，不准在国际

儿童院采集血浆，刘允斌硬磨软缠，最后献了血。

德寇入侵，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内供应严重短缺，儿童院的孩子也被动员去拣废铁，女孩子则参加缝纫组做手套、缝军衣、斗篷。刘允斌和毛岸英等还去军工厂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战争时期，儿童院的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冬天室外温度零下30℃，室内没有暖气，只能敲冰洗脸，还经常挨饿，人人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刘允斌比父亲矮了半个头，就因为在战争岁月中经常饿肚子，影响了生长发育。

1942年11月19日，苏联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节节败退。到1943年11月，希特勒的军队全部撤出苏联。但是卫国战争胜利对国际儿童院并未带来半点好处，反而每况愈下。因为这一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儿童院成了无娘的孩子。新来的院长只是象征性的，根本不管学生能否吃饱，忍饥受饿是经常的事。

本来毛岸英是300多名儿童委员会的主席，毛岸英走后，儿童院更乱。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党组织，用组织名义与院长打交道。幸亏儿童院中有几个好心的老师，介绍他们加入了苏联籍。刘允斌就利用苏联籍的身份，给出版社抄稿件，增加些收入，改善生活。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然而刘允斌对自己所学专业并不满意。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以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乖乖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以后，苏联千方百计搜罗参加过德国原子弹研制的专家、图纸、仪器设备，抢先弄回国内，开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专业，非苏联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可又进不了这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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