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献堂等在广征“同化会”会员以求推进台湾政治改革运动之时，也针对殖民教育而进行了抵抗。

自割据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扼杀台民的反帝抗日思想。他们把初等教育分为“小学校”和“公学校”(包括“国语传习所)，前者为日本儿童学校，设备好，师资强，程度高；后者则专为台籍儿童所设，设备差，师资弱，程度低。虽然学制均为6年，但除数学课本相同外，其余各科教科书皆分两套，灌输不同思想，前者目标在培养军国主义者，后者目标在驯化台民为奴隶。为了解决日本人子弟的升学问题，只开办了为数不多的中等学校，规定一律使用日语为教学语言。还限制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直到1928年才开办台北“帝国大学”，目的是培养侵略南洋的人才。殖民当局规定小学每月一、八、十五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学生规范中要求学生上学前需打扫日式神龛，到校途中若遇神社必须敬礼，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每天朝会升日本国旗后必须遥拜宫城，遥拜天皇大神宫默祷。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异族文化的恶性冲撞与毁灭性打击之际，台湾有识之土针锋相对，秘密开办“书房”(私塾)进行汉语教学，以“你办一所公学校，我就办一个私塾”的办法，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林献堂不顾殖民当局的警告，也在台中等地主持过汉文教学班，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而尽心血。

坂垣退助的“援手”，使林献堂看到了“改良政治”的曙光，振奋之中，乃发动莱园栎社同人和台湾绅民集资18万元，创办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此系台人自办的第一所中学，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日人矢内原忠雄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这年11月下旬，坂垣退助再度抵台。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铁道饭店正式成立，坂垣退助任总裁，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也做了领导人。一些富有阶层人士及知识分子秉着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他们一些“民权”、改良统治的愿望，也积极支持这一组织。一时间，这个由一群日本失意政客、退休官僚、浪人及落魄文人为班底，集合了一些天真的台湾人的“同化会”，颇有声势。尤其是那些台湾会员，或设立俱乐部，或开办学校，或收买报章杂志，怀揣梦想展开了社会政治改良运动。

实际上日本人组织“同化会”，原意是借此同化台湾人，瓦解台民的，反日意志，分化台民的斗争力量。但林献堂在“同化会”中却强烈要求民权，向日本当局争台湾的待遇，并通过报章杂志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同化会”与殖民政策产生了矛盾，1915年2月20日，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正式组建才不过两个月的“台湾同化会”。

“台湾同化会”如此短命，给了林献堂当头一棒。他气恼之余，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无限牺牲”的教导为信条，并不与殖民当局碰硬，而是以一种软性手段，继续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

组织新民会反对日人专制；创办报刊推动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殖民地台湾扩散开来。林献堂和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了这股潮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期望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会获得得和平、自由与平等。而其时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籍留日学生聚会上，爱国学生们形成共识：“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作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

1920年，林献堂联合留日台籍学生，在东京创立“新民会”，自任会长，并仿北京《新青年》，创办中文月刊《台湾青年》杂志，其创刊词如是宣告：

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

很明显，《台湾青年》提倡的是民主和自由。从此，台湾人有了自己创办的政论杂志。

新民会的最初宗旨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招致严苛的镇压，对台湾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将重点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林献堂几经酌斟，决定首先要求废除“六三法”，废止对台湾人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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