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又征得512名台胞签名，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两院提出请愿，强调设置台湾议会的重要性，反对同化政策，但仍被两院“不采纳”。5月，由东京返台后，林献堂等人在各地演讲第二次请愿经过，使殖民当局十分恼怒，林献堂的总督府“评议员”一职被撤，并受到监视。在殖民当局的压力下，林献堂宣布退出了议会设置运动。

其时台湾文化协会发生了分裂：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上层知识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采取叩头请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彷徨于两者之间。面对此状，林献堂萌生了离开这个由自己发起的协会之意。

1927年10月，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另行组建台湾民众党，提出三大纲领：一、确立民本政治；二、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三、改革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民众党的成立，表明台湾新兴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1928年7月15日，民众党在台南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纲领，提出了“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1929年9月17日，民众党在新竹市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了“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等新的战斗纲领。

台湾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却使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改良分子不满，于1930年8月脱离该党，在台中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要求“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

1931年2月，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先后被殖民当局取缔。颇值人们反思的是，这两大团体都是以林献堂为主发起成立的、又是在他离开后被取缔的。这两大团体对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

11月19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向新任台湾总督太田政弘及拓务大臣提出《改革台湾地方制度建议书》。随后，自治联盟在台中、台北、台南先后举行大会，呼吁“实行民选的地方自治”。

“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对国民党不满终老他乡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向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在台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作了大量欺骗台湾民众的宣传，什么“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系“自卫还击”，“师出有名”。此后的宣传更是连篇累牍：什么“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日本的宣传，不少台湾人感到迷惘，不知如何看待大陆与日本。毕竟日本统治台湾此时已近40年，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对日本人的宣传并无反抗的能力”。但林献堂作为富家人拥有收音机，听收音机的国际报道和看国际报刊成了他的讯息来源。他对日本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深为气愤，为了让台湾民众能收到可靠的战争讯息，他以《台湾新民报》社长身份，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中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

于是乎，《台湾新民报》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以及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显示了该报“心向祖国”民族主义立场。曾任谚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力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申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还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

《台湾新民报》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殖民当局一方面对新民报大行拉拢手段，一方面更加扩大欺骗宣传，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严令，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至此画上一个句号。

从1921年1月开始到1934年9月结束，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前后共组织请愿15次。虽然始终采取了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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