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法”是1896年初伊藤博文内阁出台的；‘台湾法案”(因以日本明治29年第63号法案公布，故称“六三法”)。该法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台湾的特殊制度，总督集军政、行政、司法、立法等大权于一身的独裁权力等。该法案原定期限3年，可直到1919年仍没被彻底废除。

林献堂在日本政界人士中频频开展活动。此时日本政府一改台湾总督由将军担任的做法而改派文官，林献堂乃寄很大希望于第一代文官总督田健治郎。田健治郎起初同意废弃该法，但当提交日本国会讨论时，却又变卦了，谓：“废弃尚非其时。”林献堂对此深表不满，遂集合新民会员和台湾留日学生400多人，在东京举行了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

1922年4月，《台湾青年》更名为《台湾》杂志。次年初，《台湾》杂志社在台南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展开传播白话文的工作。同时，在东京的《台湾》杂志改为半月刊的《台湾民报》(后改作旬刊、周刊，10年后再改为日报《台湾新民报》)。《台湾民报》首先响亮地打出了“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气”的宗旨，其次大力普及白话文，所发文章全部都用白话文书写。

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台湾民报》从创刊号始，就刊登了大陆的新文学作品，接着发表了在上海学习的台湾人许乃昌的长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介绍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有关情况。192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台湾青年张我军在该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排斥旧体诗和八股文，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旧制度。年底，《台湾民报》又发表张我军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文，猛烈抨击“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丝活气”的台湾文学界，介绍陈独秀与胡适文学革命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呼唤文学革命。

《台湾民报》发表的文章，强烈激荡着台湾文坛，引起了新旧文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推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并在论战声中出现了两份中文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和《七音联弹》。这两份杂志的创办，改变了《台湾民报》孤军奋战的局面。

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组建第一个合法的政党

“六三法”撤废运动未果，却使林献堂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觉得，与其要求废除台湾的特别统治，不如要求设置台湾特别的代议机构——台湾议会。于是他便开始致力于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1921年1月30日，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在东京征集了177名台胞签名，向日本第44次帝国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设立一个由台湾民众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台湾议会。请愿书说：

帝国议会于明治29年以法律第63号付与台湾总督，得以颁布命令取代法律之权限，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之统治机关……民众所受之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

面对台湾爱国民众从“不法”的武装抵抗到“合法”的民权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明显是违宪行为，何况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虽然日本帝国议会“拒不受理”林献堂等人的请愿书，但这场请愿运动却还是在日本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被迫请议会把“六三法”作些许修正，日本政府颁布了所谓《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任命和特聘20人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

林献堂等9名新民会骨干接到了“评议员”聘书，他们以此有利条件更加积极领导和参与民权运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合法抵抗”。在与殖民当局接触时，林献堂既不唯唯喏喏，也不说日本话，而是带着秘书当翻译，他不高兴时照样骂日本人“马鹿野郎”(日本语，“马鹿”指憨呆之意)。

这年10月，林献堂又联合台北大安医院开业医师蒋渭水和蔡培火等进步人士，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名，主要为台湾医专、台北师范、高等农校等校学生，也有林献堂家乡台中一带居民。文协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协成立后，发行会报、文化丛书，遍设读报所，举办讲座讲演会，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

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社并称为台湾非武力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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