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纹铜钲，八棱柱状甬，钲柄较长，器身正面刻有虎纹、树纹和巴蜀文字。虎纹以单线刻于器表，虽寥寥数笔，却将虎的威猛神勇刻画得栩栩如生，虎口大张，尖尺外露，怒目圆睁，前肢提起，似正要腾跃。

　　铜钲是一种钟类击奏乐器，流行于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可能从甬钟演变而来，多出于大型墓葬，往往有兵器、车马器和乐器等一同出土，且与铜錞于组合出现的形式较为常见，这表明，钲作为一种发号施令的工具，可以与錞于、鼓、钟等一起配合用于军旅和宴飨，在古代军队中用于止鼓退兵，也可以作为节奏性打击乐器，来加强乐曲重拍并烘托气氛。

　　虎钮铜錞于被视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大量分布于川渝、鄂、湘及其毗邻地区，时代从战国延续至汉代。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这件虎钮铜錞于，顶部呈椭圆形盘状，肩部突鼓，中空，腹部以下呈直筒状，足口平直，周身无纹饰。盘内圆雕一虎，昂首张口，双目圆睁，四足分开蹬地，虎尾卷曲上翘，作奔跑疾驰状，极富动感，整件器物渗透着浓厚的神秘宗教色彩。

　　虎钮铜錞于作为军乐器，在战时被巴人赋予浓厚的寄喻色彩，和钲、鼓配合，用于鼓舞士气，节制进退。用锤敲击錞于的肩部，声大如雷，清响良久，振奋军心。巴民族是一个勇敢善战的民族，曾在许多重大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以虎为图腾，取其勇猛之意，并将足劲欲扑，仰天长啸的白虎铸于錞于之上，世代崇拜。

　　礼器：虎耳铜鼎彰显文化融合

　　长久以来，学者们大都认为在中原地区发展至巅峰状态的殷商文化最远也只影响到长江以北地区，然而在1973年，因修建水库而发现的江西樟树市吴城遗址，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观念，使之成为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同时也是吴城文化的代表。对吴城商代遗址的主人，专家们有多种推测，有人认为是当时散居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古越人的支系，也有人认为干脆就是殷商氏族的一支长途跋涉迁移过去的，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很赞同，那就是吴城文化的遗物，并不是那么原汁原味的殷商器物，总会多多少少地显露一些“地方特色”，虎耳兽面纹扁足铜鼎就是其中的代表。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耳兽面纹扁足铜鼎为三足圆鼎，口部为斜折沿，唇部较厚，口沿两侧向上伸出双立耳，两耳上各有一拖尾卧虎静卧，此虎凸目吊睛，虎口大张，尖牙毕露，四肢曲伏，尾垂端卷，大耳耸出，虎身满饰云雷纹，二虎对卧，造型非常生动。鼎的腹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其中间以云雷纹为底纹，由侧面虎纹构成三组兽面形图案，为使兽面形象更加生动，各点缀一双较大的乳丁，象征兽的双眼，兽鼻呈三棱状。

　　鼎足亦为三虎，为了增加鼎的造型优美，铸造者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将扁足铸成变体虎形。虎张开的大口衔托鼎腹底，口中露出三角形利齿，圆目高凸，脑后有尖耳，展体，背部有勾戟状的凸脊，尾端收成尖钩状支撑地面。上下吻饰卷云纹，身饰云雷纹和刀羽纹，尾饰类鳞片纹，前后足纹路加粗，鼓出，表现发达的肌肉和力量。这是介于写实造型和抽象构图之间的变体虎形，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与立耳上写实的双虎形象遥相呼应，一改商代铜鼎的厚重压抑之风，显得较轻松活泼，让人领略到了商代审美情趣的另一个层面。

　　以虎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是商代江西土著青铜文化的标志，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此鼎造型优美、图案新颖、制作精致，说明商代江西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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