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复杂的军事系统，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以保证全部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齐民以刑，不若以礼

朱元璋平定武昌后，就开始议定律令。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2人为议律官，讨论和制订法令。朱元璋对他们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法律以简明准确为贵，这样容易理解，容易掌握。“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如果法律条文太多，对同样的案情解释不一，处罚可轻可重，那些“吏”就会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做坏事。他为什么要提“吏”呢？因为以前没有律师，也没有专门教授法律的学校，常常是各衙门的吏掌握法律，了解法令的细节。而处理具体案件，官员要依靠吏员。法律规定不明确，吏员就会钻空子。有时，一字可以使人生，一字可以置人死，这些刀笔吏是很厉害的。所以，法律要规定得十分明确，不能怎么解释都行，让人钻空子。但朱元璋也反对法律规定得过严过细。他说：“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网密了，水里大鱼小鱼都被打上来；法太严了，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没有一个不犯法的好人了。他要求“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官员们要仔细认真研究讨论，每天把拟议的条目报告给他，他要亲自斟酌议定。

此后，他常常在西楼召见各位官员坐下来研究法律，斟酌轻重，讨论立意。到年底，律令编制完成，一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担心百姓一时不能全部了解，就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就法律中规定的民间应该履行的内容，分类编辑、解释，成为一部书《律令直解》，颁发到全国各地。朱元璋看到新书印制完成，大为高兴，说：“吾民可以寡过矣！”他认为通过普遍宣传，百姓了解了法律规定，就可以少犯错误了。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然重视法律建设。他命令儒臣四人和司法官员一起为他讲解《唐律》，每天讲二十条。洪武六年，奉朱元璋之命编成的《律令宪纲》颁发给各个衙门。这年冬天，朱元璋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编制《大明律》。刑部每上奏一篇，朱元璋就把它贴在宫殿的两庑，亲自斟酌裁定。到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大明律》编制完成，翰林学士宋濂在进表中说：《大明律》的篇目一准于《唐律》，“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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