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家出身的李斯上奏充分表明，他深知书籍和文人对于政权的重要性。夺取政权一定要争取知识分子，巩固政权必定要控制知识分子。李斯之言讲得非常直白，一点空话套话的虚饰都没有：当初为了夺取天下，秦国不但要笼络人才，把各地游学的士人尽可能多地“招”来，还要“厚”待他们，使其心甘情愿地乐于为秦所用而不让他国用。现在天下统一了，这些人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大的利用价值，用不着再厚待。可是这些士人还要以自己的学问来责难当世，蛊惑百姓，破坏当今的统治。因此李斯认为现在应该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样百姓就不会思想混乱，只知道傻乎乎卖力气干活，不会有任何反对朝廷的想法和行为了。李斯显然不是主张杀尽儒生，而是要杀尽那些不听话的敢于“非上”者。也不是主张秦国绝对不许有《诗》、《书》之类的书籍，不过只能保存在皇家的官方藏书室里，民间不许留哪怕一点。也不是绝对不许别人读《诗》、《书》之类的书，只是必须按照官方口径解释，不得越雷池一步。为什么要禁绝《诗》、《书》之类的书籍？就是因为这些书读了会使人产生对于已经被朝廷定于一尊的思想的怀疑和不满，不但“心非”，还会在公共场合“巷议”，批评朝政。于是“异”就成了“谤”。只有禁止私学，才能禁止这些与官方口径不同的学说影响扩散，从而可能危及统治者的宝座。儒生只要乖乖地听话，按照官方口径解释《诗》、《书》之类，在教化百姓服从统治和按照官方正统理论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方面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禁止“私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不仅是要垄断办学权力，“回到官学”（《辨》），归根结底是要垄断思想，独霸话语权。非但不允许公开议论，连想都不让你想，从根本上给你彻底洗脑。总之，只要是“非”的、有可能危害“一”的，有可能“乱”的，敢于“议”朝政而影响“一尊”的，都要禁，都要杀。这就是焚书坑儒和不让办“私学”的要害。

《辨》文将“坑儒”事件定性为“故事”，说“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卷二十《反质》”。《辨》文引唐刘知己《史通·杂说篇》批评西汉刘向《说苑》“广陈虚事，多构伪词”，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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