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一事，本不足信。”从而否定历史上曾经有秦始皇坑儒之事。刘向的《说苑》虽然有刘知己指出的毛病，但刘知己只是说它“广陈虚事，多构伪词”，而没有使用全称判断说它“全陈虚事，皆构伪词”，全盘否定《说苑》的价值。而《辨》文却由此就否定它对于“坑儒”记载的真实性，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更令人不解的是，《辨》文说司马迁“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司马迁为西汉中叶人（公元前135——前93年），他去世十六年后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才出生，《辨》文也说刘向是“西汉末叶”人。但是司马迁居然会“因袭”一个当时还没有出生者的内容，那不也成了关公战秦琼了吗？这反而证明《说苑》起码在“坑儒”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没有“陈虚事”、“构伪词”。
《辨》文否定坑儒事实的理由之一是，若有此事，“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他举了伏生等四人之例后说，“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根本没谈坑儒之事。”其实不然。两千年来许多司马迁当年尚存的文献已经湮灭，现在所见伏生等四人的片言只语不能代表其讲过的全部。《过秦论》像当时一些政论文一样爱用对偶句式，这里的“百家”就指代焚书坑儒两个方面的事实。何以见得？李斯的原话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藏《诗》、《书》要烧，语《诗》、《书》要杀，可见李斯是将儒家典籍《诗》、《书》作为“百家”的代表的，李斯和秦始皇对儒家的恐惧与仇视要超过百家中的其他任何一家。如果按照《辨》文的逻辑，那贾谊就等于说只焚了“百家”书而不包括儒家典籍了。所以“焚百家”就是对待儒家的态度，何况下文“杀豪杰”已经用了个“杀”字，不但文字不宜重复，而且所杀“豪杰”中就包括了敢于对秦廷非议者。
曾任秦博士的伏生得以藏《书》被《辨》文认为“秦博士官是允许收藏《诗》、《书》的”，从而为秦始皇没有坑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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