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异族的统治终于不可动摇，人们痛定思痛，重新检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反思亡国的原因。其中有学者，如纪晓岚竟然提出了一种乍看之下异常碍眼的观点：“明亡于东林！”

这种观点自然偏激，也遭到了很多思想家的强烈批判，但平心而论，晚明政局的不可收拾，东林的确也得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导致朝政变幻无常、反复混乱的党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东林党人嫉恶过甚，缺少政治家的气量，只要认定某人心术不正，便穷追猛打，绝不给其任何改过的机会；如此为渊驱鱼，使一大批原本可善可恶的人走投无路，干脆拜倒在了魏忠贤的脚下。

即便是魏忠贤本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与东林党为敌的，他甚至还曾主动向东林党首魁赵南星示好，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赞赏。但是，赵南星却极度鄙视这个居心叵测的太监头目，有一次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教训了他一番，惹得魏忠贤大怒，从此双方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但君子毕竟是君子，小人毕竟是小人，与其说明亡于东林，不如说明亡于臣僚之间的争斗，用清人汪有典的话说就是：“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

然而，争斗的双方，果真只是同殿为臣的君子小人？

天启六年二月，阉党派出了逮捕高攀龙等东林元老的缇骑。攀龙闻讯，于三月十六日清晨去书院拜谒了孔子与杨时，随即回家从容安排后事，于当夜着朝服朝冠自沉于后花园池中，时年65岁。

自尽之前，他向熹宗上了最后一封奏折，奏折的末尾写道：“君恩未报，愿结来生。”

如果细细咀嚼这八个字，很多人也许会渐渐感到有股湿漉漉的凉意从后背升起—仿佛有人在水底深处咬牙切齿，却又竭力抑制着，将所有声响吞回肚里。

涟漪很快散去，腻绿的池面沉寂如初，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三

公元1644年三月，春寒料峭。北京城门向李自成轰然开启的那个凌晨，穷途末路的崇祯帝与高攀龙一样，也选择了自行了断，以保持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

三天以后，当崇祯的尸体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被发现时，人们从他冰冷的怀中找到了一份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遗诏是崇祯咬破手指写在衣襟上的。乌黑的血书，每一笔都透着刻骨的怨毒—对“诸臣”的怨毒。

《明季北略》也记载，崇祯在最后一次朝会时，垂着头一言不发，忽然在御案上写了12个字：“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指给身边的太监看了看，随即擦去。

早在即位之初，崇祯便已表现出了这种对大臣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厌恶的心态。他每次批阅奏章，都令太子在身边学习，对他说，看表疏必须看破执笔大臣的立意，是以举荐人才为名市恩呢，还是借解救危难卖德，绝不能被慷慨激昂的漂亮话给骗了，那些都不过是掩饰私心的伪装。

心态如此，处置起大臣来自是绝不手软。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换了内阁辅臣50人，兵部尚书14人，刑部尚书17人；诛杀臣僚无数，包括首辅两人，总督巡抚以上大员22人，其中有一腔赤诚换了个千刀万剐的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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