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报》2010年11月16日第6版，作者：刘凤云，原题：《乾隆朝贪官为何这么多》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严刑峻法。然而，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陈辉祖因其弟为王亶望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令自尽。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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