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乾隆汉服图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史学》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中华书局

清世祖雍正在处理曾静投递逆书一案中曾采欲擒故纵之法，放过曾静而深责吕留良，这种异常的举动曾引起朝野不解和震动。雍正心里的深层想法是：“江南”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思想轴心和异动之源，而其他地方的异端言辞不过是这个光源放射出来的几束不同颜色的谱系。故只有摧毁了这个源头，才能有效遏制光谱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个意义上，吕留良不过是充当了“江南”邪恶文人的一个符号而已。然而，雍正在开棺戮尸彻底毁灭了吕留良的肉体残余之后，却发现江南密如蛛网的藏书楼和书籍流通系统，使他根本无法有效地遏制其文字的传播与流行，更不用说那遍布在每家书柜角落中的书籍，更是不知从何处查验。甚至在雍正的眼中，仅仅焚灭吕留良一人的著作似乎都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禁绝“江南”一带所有的悖逆书籍了。

可是雍正之子弘历却完全不甘于此，在他看来，父亲与“江南”士人的较量的序幕才刚刚拉开，真正的交锋从乾隆中期才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和他的父亲仅把吕留良的行为看作是与某种具体政治案件相关联有所不同，乾隆帝对“江南”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显然做过相当详细的案头考察工作，对其文化的分布要素可谓了然于胸。比如在启动了《四库全书》征书预案以后，乾隆向地方官发布的谕旨中对“江南”的藏书状况就有这样的描述：“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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