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出现在江西巡抚海成的奏折中，他建议不仅目标应锁定在“藏书家”和名门望绅群体，而应伸及村庄“逐户宣谕”⑤，特别是目不识丁的士绅子弟之家。那个曾经到处侦察过屈大均衣冠冢下落的高晋随之又想出各地方官委托明妥教官：“亲诣有书之家，并坊林、书肆、小市、荒滩，将明末国初人著作遍加查阅”的办法。不久海成“传集地保，逐户宣谕”的方法经乾隆向各省督抚推荐，搜缴禁书的范围逐渐突破“藏书家”和士绅阶层的圈子，向普通民众甚至农耕文盲之家延伸。

在这些措施的启发下，三宝于四十年正月十九日查出《皇明从信录》等书十种及《屈翁山诗词选本》三部之后，在四十年三月十九日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办法：在编查保甲之际：“以门牌原系按户给散，谕令州县严饬保正，于散牌时即逐户告知，凡有明末国初之书，无论整册零售及断简残篇，均应呈缴。”①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旨又开始以海成为例督促江南督抚加劲催缴：“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行毁禁书籍，较江浙两省尤多。”

乾隆的疑问是：“江浙为文物所聚，藏书之家，售书之肆，皆倍于他省，不应购获各书，较不及江西。……江浙两省自呈缴数次后，即未见陆续呈缴，又未将如何购求及作何展限，设法妥办，务期净尽之处，据实奏闻。”这都是江南督抚办事不力所造成的②。

核心提示：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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