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谕旨中，乾隆已经透露出强烈的焦虑感：“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复从前[何]籍口？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③一些督抚搜求书籍的迟缓拖延，使乾隆的疑虑不断加深，他甚至怀疑督抚和江南藏书家之间可能构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也就是说，督抚们既怕担责任也怕出麻烦，宁可和藏书家合谋阻挡献书捐书进程的顺利进行。

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时隔不久，一道严旨就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厚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段表白标志着乾隆征书的真实目的开始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只不过尚披着一层薄薄的温情安抚的面纱。在这幅面纱的后面，乾隆出鞘后直指“江南”的剑锋刃气已隐约可见了。

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地方官员的反应对乾隆的督促感到诧异而有些不知所措，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先是推说：“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②立刻遭到了乾隆的申斥：难道各省进呈的万种书籍中竟没有一种违碍书籍吗？“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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