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份谕旨中，他更具体地说到书贾客船的活动状态，甚至能说出某些著名书商的姓名：“又闻苏州有一种贾船，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②

正是因为对江南一带书籍流通和分布的复杂性颇有了解，乾隆帝似乎对征书的顺利进行显得颇有信心，这种状态也影响到了地方官吏的判断，如乾隆三十七年，刘统勋发出的寄谕中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察：“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钞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结果事实正和预期结果相反，刘统勋发现，就是在一般的书肆中征求书籍都很困难，更别说是私人捐献了。乾隆对江南书籍流通状态的熟悉本来是给他增加信心的，到此却更增加了一层焦虑，他隐隐感觉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难免会像他父亲一样被迫默认江南书籍的流通泛滥而无力禁止，事情会变得不了了之。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已经透露出强烈的焦虑感：“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复从前[何]籍口？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③一些督抚搜求书籍的迟缓拖延，使乾隆的疑虑不断加深，他甚至怀疑督抚和江南藏书家之间可能构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也就是说，督抚们既怕担责任也怕出麻烦，宁可和藏书家合谋阻挡献书捐书进程的顺利进行。

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历史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时隔不久，一道严旨就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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