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地方官员的反应对乾隆的督促感到诧异而有些不知所措，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先是推说：“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②立刻遭到了乾隆的申斥：难道各省进呈的万种书籍中竟没有一种违碍书籍吗？“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究，断不宜置之不办。”

到这时，李侍尧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自责地说，没有考虑到明末私家撰史可能多有违碍字句流传世间，表示“实属愚昧”③。但也只是从番禺县童生沈士成及屈大均后人处查缴了《文外》《诗外》数种算是交差。而江浙地方官员却在回复乾隆的质询时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和不得要领。高晋、萨载、三宝等江南督抚一一覆奏均称查无违碍之书，这使得乾隆大惑不解而顿生狐疑。他严厉问道：“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④

乾隆的急躁情绪反映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十一月初九日和初十日连下三道谕旨督责查禁违碍书籍，迫使各省尤其是江南督抚开始纷纷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并非真正体会到了乾隆的用意，而只是表示自己在行动上有所反应而已，如安徽巡抚裴宗锡奏缴了九种书籍，其中一种是《续编明纪编年》，于“国朝定鼎之后，犹将宏光、隆武等伪号编入正统，殊属大逆不道”①。这显然是吹毛求疵的指摘，颇能印证乾隆催逼下的无奈心态。江苏巡抚萨载仅仅查缴了《吾学编》等八种书籍，他的说明更似有搪塞的成分：“江南地方，人尚论说，笔墨诋毁之事，诚如圣训，多于他省，其存留违碍之书，必不止此数种。”②

监控嗅觉的培养

对于各省特别是江南之地查禁书籍的茫然无措和头绪纷乱的问题，乾隆在焦急之余，也鼓励地方官吏自行创造办法提高效率。在征书阶段，浙江巡抚熊学鹏曾在当地敷文书院诸生内挑选善书者数名，用端楷誊写后再恭进皇上审阅，仍将原本给送本家，听其收藏。这个办法曾经打消了藏书者的顾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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