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安在?”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乾隆帝惩贪则“多从宽纵”。乾隆四十三年(1778),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其宽纵的结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
宠重和珅形成恶性循环
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他先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和吏、户、兵三部尚书等官职,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珅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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